一般读者在谈及近代中国历程时，差不多都有一种“错峰”的感觉，总觉得近代中国的每一步，回头看就是走西方的路，但在当时，却一再耽搁，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个观察是对的，也很值得思索。
中国原本可以不走西方的路，中国农业文明建构至十五、十六世纪时，确实达到了历史高峰，“四民社会”结构的超稳定，以科举制度为主轴的文人官僚制度，重农抑商的政策选择，儒家伦理对全社会的深刻影响，凡此均让中国有“历史终结”之感。即便是西方人，在十八世纪之前，不管是到过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是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等，他们对中国文明的赞美，很多时候让我们研究中国文明的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西人对中国文明的赞美，大致发生在十八世纪之前。十八世纪之后，也就是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实地观察后，西人对中国的看法急转直下，不堪直视。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发生，而中国在这前后几百年，对于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反应太过迟钝，一误再误，一再错过。
如果仅就生产方式而言，工业革命只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次改变，但这次改变让人的能力在自然、天然之外有了巨大延伸。甚至，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伦理价值。比如说，农业文明遵循的“熟人社会”原则。在熟人社会，人们不得不遵从熟人社会的基本原则。但在“后农业文明”时代，即工业社会，城市化、工业化，让每一个人更趋于原子化，孤独无助。这是一个完全陌生、孤立的社会，人们重构的人际关系，绝对无法沿用农业文明熟人社会的原则、规则，地缘、血缘、学缘，都不那么重要了，人们之间最看重的是契约，是守信，社会组织方式、伦理价值等，都必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生而改变。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业文明太优秀了，因而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尽弃其学而学焉。因而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错峰”状态：当西方地理大发现，开辟新航路，在全世界广泛殖民的时候，中国却从汉唐宋元时代全球贸易主导者退出，渐渐封关，明、清政府还一度规定片帆不许出海。一个原本对域外开放的中国，至此选择了孤独，画地为牢，静以自守。
历史的吊诡却在于，封闭、管制的贸易形态，自明代中晚期开始，却渐渐形成了中外贸易的单向顺差。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流向全世界，长时期垄断了全球市场。
但是，市场的封闭，让中国赢得了世界市场，却失去了自身市场的开发，失去了自身产品的丰富、提升，更失去了与世界共振的动力与机会。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中国不是不知道，然而中国满足于贸易顺差，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仅仅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与西方已经沧海桑田，位置互易。被耽搁了近百年的中国选择了“弯道超车”，掀起了洋务运动，结果成就了一个“跛足的”的工业化。三十年之后，一场战争，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