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陆建国局长在连云港市委党校春季主题班上，以《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为题作交流发言。这个讲话提出，“应试教育，用分数说话，个人认为还是当今最公平的选择人才方式”，因而具有“政治正确性”。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纷纷对这位局长本身的“政治正确性”和治理能力提出质疑。
但是，细细分析正反双方的观点，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分歧，反倒是有许多共识。比如双方都认为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同意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公平方式，都认为目前基础教育还无法摆脱“考试指挥棒”的作用，而且都承认素质教育改革存在的困境。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对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尚无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更没有公认的评价标准，由此导致人们对两个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或许此“素质教育”并非彼“素质教育”,局长眼中的“应试教育”可能不是评论者笔下的“应试教育”；二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本不是相对立的概念，应试教育中可以融入素质教育的理念，素质教育也不反对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三是双方都处于应试教育“臭豆腐”和素质教育“青苹果”的现实纠结之中，就算双方都亮出“政治正确性”的利剑，也很难一下子驳倒对方。
那么，双方水火不容的态势又是如何形成的，真正的分歧点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争论的焦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让人民满意，也就是教育模式的政治性问题。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陆局长“政治正确性”的出发点。教育的基本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促进学生个人发展。教育的两项功能从总体上来说是相互协调、相互一致的，但在某些局部、某些时间也存在着不协调性。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教育应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劳动者；而从学生个人来说，能否考上大学会影响到一生的发展。因此，高考毫无疑问是一种严格的选拔性考试。陆局长的讲话之所以获得掌声，就是因为他满足了让本地适龄人口更多地进入大学的需求。按照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中小学的经费是由本地财政负担的，而一流的大学多由国家财政负担，本地政府和本地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考生一流大学也在情理之中。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城市占多了，乡镇就少了；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占多了，东部地区就少了；衡水中学占多了，其他学校就少了。我认为这也是许多地区和人们极力反对前段时间衡水中学做法的一个原因。
其次，教育模式是采取发现式还是传授式，这在教育主体地位上是截然不同的。素质教育倡导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片面教育、非均衡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许多人认为衡水中学是应试教育的代表，但有证据表明衡中学生的道德素质不如其他中学吗？没有顽强的意志和良好的体质，衡中的学生能够适应超高强度的学习吗？显然都不是。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来看，核心在于体现学生的主体性，由传统的被动接受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发现式学习。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依靠死记硬背、囫囵吞枣可以培养出高分低能的“人才”，应试教育就是死记硬背的教育。其实，应试教育是以提高考试成绩为目标的教育模式，是紧跟“高考指挥棒”的教育，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模式完全依赖考试模式，任何评价都是具有导向性的。如果高考采用标准化测验，学生自然就会识记更多的知识点；如果高考考对联和谜语，那学生可能就会更多地发展想象能力；如果高考考数控机床操作，衡中也会建设数控车间。因此，要矫正接受式学习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偏差，应该让高考改革引领基础教育走向主动发现式学习的轨道，而指责学校层面的应试教育是无济于事的。
第三，教育评价标准是多样化还是统一化，这涉及到教育模式的适应性问题。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是不均衡的，学生群体的素质自然也是不均衡的。要想实现评价标准统一，就必须首先实现教育均衡，让西部学校、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都达到统一标准。这也是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但是，我国目前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比英国全部人口还多，要想实现全国的教育均衡，需要有一个过程。在没有实现教育均衡之前，应该允许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教育模式和评价模式。近年来，我国在高考中增加农村贫困地区的专项考试，就是一项有效的矫正措施，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子女进入大学。
后现代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过程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条不规则的折线。对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言，考上大学就是硬道理，是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没有理由对这则讲话进行谴责、非议以至谩骂，而是应该给予更多地理解、同情和包容，这才是一名具有正义感教师的社会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