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老师不敢批评学生”谁之过》。文章写道，不知从何时开始，老师批评学生成了个事儿。有些熊孩子当惯了“小皇帝”，一遇批评就“揭竿而起”；可悲的是，熊孩子背后往往是“熊大人”，批评学生的老师屡遭殴打。老师不敢批评学生，受害的首先是学生本身。
2014年腾讯教育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教师认为其社会地位低，工作压力大，近七成教师认为社会不尊重教师职业。教师工作负担重，职业认同感不强，社会地位底，职业倦怠严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收入的问题，更有社会评价的问题，而教师的权责不明确，相应的教育权模糊，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传统社会，“天地君亲师”，教师的地位倍受尊崇，完整的教育权也能得到切实保障，特别是教育批评权、惩戒权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逐步从神坛走下来，师生关系全面解构，民主、开放、平等、自由的师生关系逐渐形成。这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体现。
然而，师生关系的平等并不等于对教师地位的全面否定，教师作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必须明确其应有的地位，赋予其应有的教育权。批评是教育的重要手段，惩戒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没有批评和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学生个体存在差异，发展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仅仅靠教师的说服教育，不可能完全奏效。面对问题儿童以及学生所犯的错误，必要的批评与惩戒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教育负责。如若连最基本的批评权与惩戒权都无法保障，那么，教师在执教过程中难免畏首畏尾，有所顾忌。
在现实教育生活中，教师不敢批评学生，更不敢惩戒学生，并不是因为教师敬业心不强，教育情意不足，而是因为不敢管，不能管，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卷入家校纠纷的漩涡，带来不可预知的职业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作为保障教师权益的基本法律，对教师的教育权的描述较为概括。到底批评与惩戒算不算教育活动？如何批评与惩戒？如何掌握其中的“度”？这些问题不解决、不明确，会直接导致教师在实施批评与惩戒教育活动时底气不足。而对于教师体罚学生行为，《教师法》明确指出由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批评、惩戒与体罚仅一线之隔，如若不在法律法规层面予以清晰地界定，那么，教师的批评教育与惩戒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实施。
在诸多发达国家，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教师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实施何种处罚。这不仅保障了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对犯错学生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教师工作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免除了不必要的家校纠纷，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教育工作环境。教育行业是特殊的行业，教育的对象是一群未成年学生，教育问题是繁杂而具体的，教育的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在教育手段中不能排除批评与惩戒，更不能剥夺教师应有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