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证中小学生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前提下，给孩子们减轻负担，是件非常好的事情。看着孩子们背着沉重的书包，弯腰驼背，很让人心痛。
教辅种类繁多，盗版猖獗，质量良莠不齐是基础教育的痼疾，为了切掉这一毒瘤，相关部门可谓年年讲、期期讲，即便是层层签订责任状，但收效微乎其微。为何呢？
其一，“唯分数、唯学历”的社会背景，为畸形的社会需求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与土壤，让中小学生本已过重的学业负担雪上加霜。各项邀请赛、选拔赛层出不穷，尤其是一些重点高中的自主招生考试盛行，导致各类教学参考资料、习题集充斥书刊市场。
其二，遍查每个省市的“减负”措施，无一例外的都有这么一句“教辅材料购买遵循‘一科一辅’和家长自愿原则”。可一线老师都心知肚明：读书的是中小学生，教书的是老师，可是为什么要“家长自愿”呢？事实上，部分家长恨不得孩子每天都泡在题海之中。
其三，面对教辅市场的过度繁荣，教材的选择权变得尤为关键。选谁的教材，从哪里购买，从任课老师开始，到年级组、学校、教育局，都成了出版商公关的对象。权力越集中，寻租空间越大。也就是说，推荐教材或教辅，已经成为教育部门寻租的手段。往明处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教育系统的大佬啃噬的还是学生的利益。另一方面，只要是看过教科书和相应的所谓“教辅读物”的人，无论是否懂教育，也不需要仔细阅读书籍内容，都很容易发现这二者的最大区别——价格。这才是如今教辅材料满天飞的根本原因。
多年以来，由教辅材料已经衍生出一个相应的利益集团。不难想象，由省级教育部门推荐、地市级确定的教辅选用模式，寻租空间巨大。而与此同时，“一科一辅”的设想也必然难以落实。这是因为，真正需要用教辅的，并非省级评议委员会的官员、专家，而是基层学校的任课老师。
依照目前的现实，如果真的想实现“一科一辅”，不如编写教科书的同时，再编写一套相应的系统科学的教辅材料。就目前教科书的内容来看，还真需要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教辅材料来指导学生学习。这样才能真正切断相关利益团体的生命线，也是“劣中选优”的无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