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大学教师不写论文不报职称课堂爆满，退休时还是讲师》的文章火遍各媒体，该文涉及到职称评审中的一个老问题——如何权衡以论文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育人实践业绩？
文章的主角是河南大学的常萍老师。她的课堂爆满，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课，但她不出书、不发论文，以讲师身份退休。至于常老师没报过职称，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没有论文和著作，报职称也只是徒留笑柄。
从教师的本义和学校的本质看，教师职称评聘更应该重视教学，因为师生交流主要是通过教学而不是写作。但现状往往是，只论文优的教师在职称评聘中一路风光，只教学优的教师却尴尬地徘徊于低位。
原因何在？有一种逻辑认为，能发表论文说明相关内容研究得好，研究得好才有可能教得好。这种逻辑的成立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研究得好的论文才发表，二是研究的内容必须是教的内容。既然研究是为了教学，那职称评聘岂不应该更重教学？
其实，重论文背后不便言说的真正原因是，论文容易测量，是硬性、显性因素，因而成为成绩汇报和学校比较的重要指标。反之，教得好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没有公认的、硬性的测量尺度，所以各种学校之间的排名从来不把多少个教师教得好、好到什么程度作为评价依据。由于教得好不便测量，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评聘职称的主要依据。所以，一些中小学职称评聘尽管不讲论文，也罕见把教得好作为主要依据。他们讲工作量，如教了多少课，做了多少年班主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从育人角度看，教学优是重要的，从职称评聘看，教学优是不重要的。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一方面，对于教学极好的老师，如果得到公认，可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就像河南大学所做的那样，为常萍老师专门颁发聘任证书；另一方面，应该缩小各级职称之间的待遇差距。但这样做也只能弱化矛盾，不可能完全解决矛盾。大单位的管理，必然偏重易测量、易表述、易分别的刚性指标，如果这些指标恰恰又不是最重要的，轻重倒置在所难免。所以，在追求公平的同时，还需要超脱一点，像常老师那样，看淡名利。
常老师的超脱，与其人生哲学是分不开的，她视名利、职称如草芥，喜欢做一个“在空旷的天地间静悄悄行走的过客”。她说：“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打听过。我不在乎这个。”这不是出于“酸葡萄”心理，因为常老师每一次课都可以整理成论文，有人曾把她的讲课实录结集，准备出书，最终被她拒绝了，央视《百家讲坛》两次请她开设讲座，都被她婉拒了。她上课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浅吟低唱，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在她精妙的叙述中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学生则浮想联翩、如痴如醉。她给学生以精神享受，不仅仅换来了讲师级的物质回报，还换来了学生的尊重、欣赏，这就是精神回报。她的每一次课，都是一次华美的精神盛宴，师生陶醉其中。与这盛宴相比，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教授职称，都是暗淡的。
理想的职称评聘，青睐论文、教学俱佳者，一佳者也能得到惠顾；欣纳中规中矩者，特立独行者也可包容。既然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那教师也最好别总是一个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