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微信朋友圈已成为健康类谣言重灾区,而带有好奇的点击,未经核实的分享,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伪科学”的盲信者和传播者。在中山大学举行的“辟谣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食品健康类谣言成为转发量最高的谣言。戳破朋友圈的“伪科学”,管理部门、新媒体和用户需合力。(4月9日人民日报)
随着微信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大,微信谣言的社会危害性随之增大。尤其是现实生活中,微信朋友圈不时发生传谣事件,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而且损害社会和谐稳定。治理微信谣言既是媒体责任,也是公众必须担当的责任。
就治理微信朋友圈谣言传播而言,我们有必要对一些人利用微信工具传播谣言的现象进行反思,有必要探讨识别微信谣言的方式和方法。
首先,我们有必要根据庞大的微信用户数量,引导公众充分意识到微信谣言的社会危害性。自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推出微信至2014年底,微信用户数量同比增长41%,规模达到5亿人。我们面对5亿微信用户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假若某个微信朋友圈里有一条有关食品或健康的谣言被快速复制转发,再加上标题党式的“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么由此而造成的社会负面效果将会怎样?我想答案不言而喻。微信谣言若不治理,很多人就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变成谣言的传播者,其复制和转发的动作看似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完成这样的细节也许仅仅需要几秒钟,但其转发后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有时也许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其次,我们有必要在提高微信用户个人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微信个人用户反谣言的实际需要,积极探讨识别微信谣言的方式和方法。微信朋友圈“三宝”从侧面说明,要净化微信朋友圈,不仅需要管理部门和新媒体的努力,而且需要微信个人用户自身的努力。微信个人用户要提高识别微信谣言的能力,必须要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养成及时查阅资料、勤于咨询专业人士、善于动手实验证伪等良好的习惯。这有助于形成科学思维的态度,从而提高对微信内容证伪的能力。
其三,我们要治理微信谣言不能只把目光集中在朋友圈,而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经验告诉我们,在非网络人际交往过程中,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把道听途说的内容当作谈资。于是,这些谈资便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被传播开来,其中不乏谣言。这种网络化传播方式,无疑提高了谣言的传播速度,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其传播结果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就比口口相传更甚。因此,在治理微信朋友圈谣言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结合清网行动,有计划地综合治理各类网络谣言。
其四,我们要有综合治理网络谣言的思维,要采用依法治理的方式打击包括微信朋友圈谣言在内的一切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治理造谣惑众者,要善于综合发挥这些法律的作用。譬如,对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实际已经构成犯罪的造谣者,我们可以依照《刑法》给予严惩;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造谣者,我们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惩治;对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造谣者,我们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让造谣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其五,我们必须认识到,微信朋友圈之所以成为谣言集散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造谣者和谣言的转发者科学素养普遍较低。如果他们的科学素养较高,其识别谣言的能力也就会相对较强,微信朋友圈也就不会成为谣言重灾区。所以,要根治微信朋友圈谣言,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培养公民的科学素养,而培养公民科学素养的任务需要由学校和社会共同承担。
其六,单就学校教育来说,培养学生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非常重要。要培养未来公民即学生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并使之形成较高程度的综合科学素养,教育管理者、学校、教师和家长必须要重视科学课程的育人价值和作用,必须要改变应试教育考什么就教什么、就学什么的错误理念和实际做法。学生一旦掌握了科学思维的方法、养成了科学思维的习惯,其辨识谣言和反谣言的能力必然会大大提高。将来,当他们走向社会后,一定为成为主动辨识网络谣言、有能力辨识网络谣言和自觉抵制网络谣言的主体。
总之,治理包括微信朋友圈谣言在内的网络谣言,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尤其是学校,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