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去年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调研，基层的教育局长们请马敏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的心声反映出去：农村教育危险！他说，2010 年11月财政部提出，对不足100 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 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尽管如此，仍有部分教学点因缺乏独立核算权而无法享受该政策，导致教学点校舍破旧不堪，公用经费捉襟见肘，甚至出现以“打白条”的形式列支。（中国青年报3月6日）
其实，在此前的地方两会上，这一问题，就曾引起代表、委员的关注。在江西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华小明在涉及农村小学教育的提案中提出，在江西省内挑选若干县区试点，或在县区挑选若干乡镇试点取消中心小学，打破农村四级学校体系，让中心小学、完全小学、非完全小学、教学点成为平行并列的教学单位，坚持农村学生就近上学原则，四类学校均按完全小学建制，成为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中心小学校长与其他学校校长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只有这样，中心小学之外的学校才有机会获得充分的教育资源，从而成为合格的学校。（中国青年报1月31日）这一提案，针对的就是乡村教学点破败的问题。
一个乡村，学校办学分为四级，中心小学是“老大”，各小学的老师调配、生均经费都由中心小学统一支配，非完全小学、教学点在当地地位低下，分配到的办学经费有限，师资力量极为薄弱，这种管理体制，显然把中小学作为核心、特权校，乡村学校被分为不同的层次——本来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薄弱，再分为若干层次，非完全小学、教学点的办学局面可想而知——极不利于乡村教育的健康发展。
怎样打破这一体系？相关建议包括，首先，对四类学校均按完全小学建制，给学校平等的地位；其次，以乡镇为单位或打破乡镇界限划定农村学区，设立学区小学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县区教育局派驻学区的机构，行使监督、管理和统筹学区内学校均衡发展的权力。对于前一条建议，笔者认为在乡村并不可行，而对于后一条建议中提到的学区小学教育委员会，笔者表示赞成。但这一学区教育委员会，不应建成上级教育局的派驻机构，而是当地村民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的民主管理机构。
我国乡镇之所以采取四级办学体系，教育部门有现实的考量，即加强对乡村办学资源的统筹，由一个中心校负责，同时，节约办学成本，如果每个学校都独立建制，必然有一套独立的行政班子。在这种情况，办非完全小学、教学点也独立建制，鲜有可能。比如，有的教学点学生只有几十人，如何独立建制为一所学校？
强调对乡村学校的统筹，并根据非完全小学、教学点的办学实际，只配负责人，不设校长，出发点没有错，但统筹的机制出了问题。不应该采取由一所学校来统筹另外学校的方式——这种统筹方式，很可能导致办学资源集中在中心校，其他学校只分得残羹冷炙，而应该采取由学区教育委员会进行统筹的方式。
这一委员会可由政府部门教育官员（由区县教育局委派）、各村负责人、学区内所有学校（教学点）负责人、教师代表、家长代表、村民代表共同组成，负责根据上级财政的拨款和乡镇教育投入，制定各校的经费预算，并监督按统一的生均经费（根据国家的规定，不到100人的教学点，按100人保障生均共用经费拨款）拨付办学经费，同时，对各学校（教学点）的教师进行统一管理，所有教师的工资直接由财政拨款，而不是像先前先拨付给中心校，再由中心校层层拨付。
从目前的乡村学校办学实际看，提高我国中西部地区乡村小学校的办学质量，还应该进一步强化县级财政统筹，在县域内推进均衡。具体办法是，由县级财政按同样的生均经费，保障学校办学经费，县域内各乡村学校的教师待遇标准一致，对于学校的日常经费，由各乡村教育委员会监督落实，对于教师的工资待遇，由县级财政直接打进教师的账号。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一直在抓基础教育的统筹和均衡，但一级管一级，经费层层拨付的机制并没有根本转变，这是行政治校体系的必然——把学校纳入行政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为让上一级管住下一级，就把重要的财权交给上一级，结果是学校被分层等级化、经费被层层克扣，既不利于学校的平等发展，与推进均衡背道而驰，又导致权力对学校的干预无所不在。强化统筹，必须和推进学校的现代治理相结合，统筹的目的主要在于保障同一区域内的办学标准一致，不是强化对学校的分层管理，这需要政府部门在保障教育投入同时，探索新的学校治理体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