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的教育过度率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7%上升到2010年的28%。而在各层次教育中，本科及以上的教育过度率最高，超过90%，高中紧随其后，达到80%。学者表示，教育过度会催生严重抑郁，也不利于经济发展。（3月4日《广州日报》）
所谓“教育过度”，是指个体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超过了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不可否认，这样的测算与统计也揭示出了一些社会现象，发现了一些社会内在的东西。但若将其冠以“教育过度”之名，并视其为一个有待纠正的社会问题，却是有问题的，甚至有害的。在笔者看来，“教育过度”，或者说该学者研究发现的中国当前的“教育过度”问题，是个坏问题。
若加分析，导致该学者所说的“教育过度”现象的因素有很多：首先，传统社会整体教育水平较低，就业者普遍学历较低，拥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新兴就业人员进入必然显现为“教育过度”。但这是一种必然的、积极的、进步的现象，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尤其是在社会整体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必然要经历高教育水平的就业者逐步对低教育水平者的替代，而所谓“教育过度”，仅仅是这种替代状态在统计学上的表现。其次，持续的扩招政策下教育质量不断缩水，尤其在本科以上教育阶段，大量的毕业生并没有掌握在相应的教育阶段应该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并不满足社会对于他们的就业要求，他们的教育学历或许很高，但实际教育水平要低得多，也就只能从事知识含量较低、技能要求更少的工作了。这不是一个“教育过度”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滑坡，以及高等教育相对社会人才需求适应性的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的“教育过度”，乃是更多更复杂也更实际的问题之笼统综合。“教育过度”这种提法的危害性在于，无论是高教育水平对于低教育水平替代，还是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等问题的解决，都应该是优者替代劣者，最终指向一种质量更高的整体生态。比如，高中毕业生从事农民工作固然有一种教育上的优越性，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逐步由有知识的农民替代无知识的农民，实现农民群体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知识的增长。事实上，任何行业的优化升级、行业生态的改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从业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文化、知识的增长。就此而言，所谓“教育过度”非但不是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反而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教育过度”论则恰恰相反，这种论调抹杀高学历就业者的教育优势，将其视为无用之物，试图将特定行业的从业者整体教育水平维持在低水平状态，充满了反智的倾向。
再者，更重要的是，“教育过度”论完全将教育工具化与功利化。在“教育过度”论的讨论语境中，教育完全是为了满足社会就业的需要，教育的功能就是知识的掌握，或者说是就业技能的习得，而完全忽略了教育所承载的其他的功能以及意义。实际上，教育的目的都并不仅仅是掌握知识、习得就业技能，而应该涵括更广泛的意义与功能，比如理性精神的养成、品德的塑造、个人兴趣的满足、交际理性与公共意识的培育，等等。假如忽视这些要素，仅仅关注就业技能的习得，从而武断地作出“教育过度”的断言，这就违背了教育最本真的意义。
可以说，该学者所提出的“教育过度”问题只是流行于我们当前社会中的“教育无用”论的另一种表现，是教育虚无主义的另一种面目，作为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尤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