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朋友问我，你讲了那么多激励方法，哪一种是最好的呢？我向他们讲了这样一事件。 代，美国企业生产率低下，经济增长停滞。相比之下，日本企业生产效率高，而且经济增长率高。当时美国学界都在研究“为什么日本企业效率高”，“为什么日本增长世界第一”。于是有经济学家和管理专家到日本考察日本企业。他们发现，日本企业普遍采取了分享制这种激励方式，这种制度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美国人认为，分享制是日本企业高效率的秘密武器。他们回国后宣传日本的分享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魏茨曼曾写过一本名为《分享经济》的书，认为分享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该书当时被称为“自凯恩斯以来最好的经济思想”。在这些专家的倡导之下，个别美国企业也试行分享制。结果却出乎这些专家意料之外，试行分享制的企业无一成功。 为什么在日本成功的分享制在美国并不成功呢？原因在于两国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不同。日本是东方文化传统，崇尚集体主义，企业员工都有一种企业荣、个人荣，企业发展、个人受益的思想。这时分享制就可以把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时，日本企业实行终生雇用制，员工相信可以等待到分享企业成功的好处。美国则不同。美国是西方文化传统，崇尚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同时企业实行合约制雇佣制度，员工的流动性大。在这种背景之下，员工不会等待企业成功之后再分享利益，要求即时回报，效率工资就比分享制有效得多。分享制在日本的成功和在美国的失败说明，某种激励方式的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环境。这就是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激励机制的原理是共同的，简单的，即从人是利己的这一前提出发，把个人利益与个人业绩联系在一起，按贡献付酬。
实行弹性工作制，建设虚拟工作团队
科技型员工更多从事思维性工作，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对他们没有多大的意义，而更喜欢独自工作的自由和刺激以及更具张力的工作安排。因此，组织中的工作设计应体现员工的个人意愿和特性，避免僵硬的工作规则，采取可伸缩的工作时间和灵活多变的工作地点。事实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办公手段的完善，为人们远距离办公及住所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制度化的惩戒，将员工负面行为明确定义下来，然后自动触发惩戒流程。这里的关键是：通过制度进行惩戒，尽量减少管理者的人为干涉。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管理者权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权力的滥用。在规范缺失管理者需要出面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恩威并重。对于多次惩戒仍然不悔改的，则需及时处理清理出团队，以免将恶习传染给团队其他成员。
个性化匹配员工期望奖励有很多形式，不同员工期望的奖励形式各不相同，因此个性化匹配员工期望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员工努力工作主要是为了加薪，有的员工主要是为了晋升，有的员工主要是为了提升自身价值，有的员工则主要是为了得到尊重。针对不同的员工，需要采用不同的奖励形式。哪怕管理者觉得从财务成本上是差不多的，也不要只是给钱了事。
员工需求分析
员工需求层次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人类的需要是有等级层次的，从最低级的需要逐级向最高级的需要发展。需要按其重要性依次排列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只有当下一级需要获得基本满足以后，追求上一级的需要才会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但这种需要层次逐渐上升并不是遵照“全”或“无”的规律，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每种基本需要都要部分地得到满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属于低级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使人得到满足，如借助于工资收入满足生理需要，借助于法律制度满足安全需要等。
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的需要，它们是从内部使人得到满足的，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永远不会感到完全满足的。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需要更有价值，人的需要结构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
因此，通过满足职工的高级需要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具有更稳定，更持久的力量。以腾讯公司的员工为例，不同员工的需求各不相同，选择也不尽相同。对刚毕业的学生而言，能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能学到基本的工作技能是最重要的事情。等员工积累了3-5年工作经验后，经济状况有了一定好转，就有了更强的成就感需求。
与此同时，由于恋爱结婚等因素导致工资需求大幅度增长；此时，就希望快速提升个人能力，得到专业或职位晋升。再进一步，经过5-10年工作经验后，大部分员工都达到了经理或总监级，或者专业能力达到了中层骨干水平。此时个人财务状况、基本生活保障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满足；对大多数员工而言，要升职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上面的位置越来越少（因为类似腾讯这样的公司虽然体量很大，但其实管理层都很年轻，即使腾讯总办级别也大多数是40多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