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交替之际，有两位“圣人”级的人物最受人推崇，孔子推崇他俩为“古人贤人”、“求仁得仁”，儒家推崇他俩“仁孰大焉”，司马迁专门为这哥俩立传称颂，韩愈更是对他俩推崇备至，称赞其“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这两位“仁人至士”，便是著名的伯夷、叔齐。
不过，依笔者看来，伯夷、叔齐，不足为圣，反而是商末周初最“百无一用”的书生典型。
伯夷、叔齐的故事，第一件是“让国”，孤竹国的第八任国君墨胎初共有三个儿子，长子伯夷，次子亚凭，三子叔齐。墨胎初想要三子叔齐为继承人，但没有确定好“太子”之位就去世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伯夷认为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由叔齐来作国君，而叔齐认为自己做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结果两人一直推让诸侯之位，最后同时离开了孤竹国。两人走后，反而是最没希望的二子亚凭被国人推举当了国君。“让国”是贤吗？最没本事的当国君，没有治国能力，是不是老百姓受罪？所以毛泽东评价二人不但不贤，反而是“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的人，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颂的。
伯夷、叔齐第二件参政的事，是商纣王组成了一个上邦使团出使周朝，使团以纣王之兄微子为首，成员除有胶鬲、伯夷、叔齐等。微子和胶鬲接受了周武王“灭商兴周”的策反，成为周朝在商朝的“间谍”人员，而伯夷、叔齐没有同意。伯夷、叔齐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告发微子、胶鬲，属于既不帮商也不帮周一族，立场不坚定的“中间派”。中间派有什么价值呢？依我看没有什么价值，有你没你一个样。
伯夷、叔齐第三件事，是阻挡武王伐纣。他俩明知道纣王暴虐，只不过以臣不能伐君的理由进行阻挡。哥俩对武王说：“你父亲刚死，还没有下葬，就轻用刀兵，这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竟然要去动武杀害自己的君主，这能称得上是仁吗？”，典型的书呆子形象，阵前动摇军心，气得武王差点杀了他俩。多亏姜太公一念之仁，解救了这老哥俩。既不能帮助纣王改恶从善，进行劝谏，又没有更好的方法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单一劝谏武王不能以臣伐君，有什么意义吗？什么意义也没有。
伯夷、叔齐第四件事，是在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靠采薇维持生活。薇，俗称巢菜、大巢菜、野豌豆，其实就是一种能吃的野菜。天天吃野菜，能不营养不良吗？偏偏来了个催死鬼，有个士大夫叫王摩子进山游玩，看见伯夷、叔齐正在那里采薇，就责难他们说：“你们既然不吃周粟，但为什么却又隐居在周山，食周薇呢?”，二人听了，无言以答。普天之下，莫非王王，率土这滨，莫非王臣，既便是野菜，也是周朝的。伯夷、叔齐还觉得人家质问的有道理，于是便不再吃薇。最后怎么样？连野菜都不吃了，只能活活饿死。饿死之前，哥俩作歌一首：“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饿死虽有气节，但这气节有什么用呢，幻想以前的圣人时代，有什么价值呢？遇事不知变通，是利国呢还是利民呢？
说伯夷、叔齐是“圣人”，有点名不副实。但他俩确实是“好人”，最起码爱好和平。但这样的“好人”，无益于推动社会进步。他俩是理想派，而非实践派。从他俩的故事中，没有看到他俩有什么样可实行的政治主张，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最后连自己的性命都做了无谓的牺牲，成了一个不爱惜生命的人。和他俩类似的，还有孔子的学生颜回，基本没有生活能力，虽然气节可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最终营养不良而死。司马迁因此在《伯夷列传》中发出质问：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
伯夷、叔齐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我只是佩服他们的气节，但始终不认同他们的作法。清朝诗人黄景仁写过一首《杂感》诗，诗中写道：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伯夷、叔齐给这首诗做了最好的注脚，他俩大概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典型形象吧！（孙玉良 陆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