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侵占生活，正在成为我们的生活之殇。这是转型期社会的集体症状，不分性别，不分阶层，工作第一、生活第二，作为职场潜规则被规定下来。我们之中的每一位，几乎都在经历着这一切。身边也不乏让我们震撼的见证。我们为什么允许职业如此侵占我们的生活？
那一天，在办公室，肖菲突然听到罗佳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了生活。”这句话让她一震，惊起一层鸡皮疙瘩。肖菲绝没想到，好强、不服输、总是干劲十足的罗佳会说出这句话。而这分感受，竟与自己如此相同。
这相同是由每天中午永远不定点吃就的午饭、晚上做不完的方案以及在京沪之间打着“飞的”当天往返之类的节奏构成的。这相同也是由她们的角色决定的，她们都是公司的业务骨干。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无以计数的事情等着做。
“你看公司里的小姑娘，天天有时间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下班后不是上那儿去玩就是去这儿吃。我的生活里还剩下些什么？！”聚会，推掉。电影、书籍，搁置。年假，作废。而在每一个24小时里，减掉不充分的睡眠，减掉给孩子和家人所尽的少得不能再少的义务，余下时间就只有工作。这几近无边的责任与付出，最终积累成一种情绪：不快乐！
都是“都市苦命人”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样的不快乐！他们戏谑地称自己为“都市苦命人”。这苦命包括：贷款买了大房子没时间享受；办了健身卡没时间锻炼；忍着身体的不适没时间上医院；有漂亮的整体厨柜却大部分时间在餐馆里胡吃海塞些油腻腻的饭菜。工作像大雾一样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中，稍无警觉，就变成了全部。具体可见的是时间的缺失，隐形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
35岁的邓妍，刚刚拿下一单漂亮的销售定单，同事们都对她侧目相看。但这兴奋，和此前长达3个月的焦虑相比，极其短暂。“有多少次，我都陷在彻底的绝望里，带着一定要放弃的念头上床，又在第二天起床时，再给自己打一口气。但我付出的是什么呢？”邓妍付出的，甚至无法与他人道出。那是镜子里失去女性润泽的脸；是一个人拖着疲惫的双腿打开黑暗房间时的寂寞；是每天早起匆匆喝完中药出发、晚上再喝完中药上床的机械。
“我怀疑自己的生活。这是无趣、枯燥、没有温度的生活。”邓妍甚至认为，那些挣到的钱，在无人分享快乐或痛苦的状态里，毫无意义。心理学认为，人最深层、最重要的情感诉求就是亲密关系，没有它，工作取得再高的成就，也无法让自己真正踏实、安定下来。遗憾的是，“我想建立亲密关系，但太麻烦了。”它甚至比在职场上的竞技还难。为了逃避这无法面对的孤独，为了自我价值感的满足，我们像上瘾一样，愈发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在职场上。
不被接受的“空”和“闲”
“中国夫妇两人都得上班，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做饭。当晚上他们筋疲力尽回家时，在倒在床上睡觉前最高效的做饭方式就是加热速冻饺子。”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投资者对速冻食品行业充满兴趣时如是说。
这黑色幽默，表达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在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中，每个人都认同一件事：不拼命，就被抛弃。但正是如此，职业不仅侵犯着我们的生活，更侵犯着我们的生命。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
比这个说法更残酷的是一桩桩被称作“过劳死”的命案，以及一个个没有被称作“过劳死”却被病魔夺走生命的年轻人。年初，我们已经看到34岁就告别世间的时尚杂志编辑、博客名人原晓娟。
现在，湖南卫视的汪涵，这个因幽默而受人喜爱的主持人，消失在大家视野里近两个多月，又出现了。他因为过度劳累，得了肝病(是不是肝硬化？未承认)。一个累成这样的人，却还在为躲不过去的公众期待、看似不可或缺、很有意义的工作而拼命。他的行为，和那时术后休养中还坚持写博客、接受各种采访的原晓娟有什么区别？
身体已经不得不用停下、不配合的方式给我们警告了，为什么我们依然认为，“闲”和“空”的状态，是那么的不能接受、没有价值感？是谁把这样的观念凌驾于生命之上？
我们慢慢认同这一切
奥修说，生命最完满的存在，是做我们自己。可惜的是，由于对职业所代表的社会价值的高度认同，我们甚至不知道今天的自己，所行所言所拥有的性格，有多少还是出于自己的本性。
当公司高管4年，郑成嘉在最疲惫、最不愉快的时候，常会不自觉地回想没做领导时的自己。她曾是那么自由爽快，爱玩，爱乱开玩笑，敢于仗义执言，最恨逢场作戏。而现在，规则，不，也许是教训，让她日益收敛起真实的自己，甚至从着装上，都能看得出来，休闲、风格化的着装几乎不再穿了，一律由清一色深灰、墨蓝的刻板职业装构成——而这曾是她最恨的。为了维护领导的尊严，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一再要求提高的业绩，她变得越来越不苛言笑。甚至在与先生的关系里，她也不自觉地运用着说一不二的强势风格。不仅是先生，连她都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强人不是她自己。
身在其位，当职业角色作如是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学会接受。但如果对接受没有警觉，不画一道界线，这些要求就会侵占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对职业要求过度认同，会把职业的价值观内化到自身，因而波及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中国研究职业枯竭的心理学家许燕教授说，这对关系的伤害可能是无可挽回的——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从这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关系里获得支持和能量。
不敢面对的自己
据说，“学校”一词，源自希腊语“闲暇”。这意味着，闲暇和求知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不仅没有时间求知，滋养心灵，他／她甚至也无法和自己待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忙碌的真实意图：他／她不想和自己待在一起。为什么呢？
“现在，我心里老有一种声音，总有一天，我一定把眼前的生活彻底放弃，我恨死了每天有这么多人，员工、投资方，还有我爸我妈，整天对我充满期待的样子。”张婧狠狠地说着这些话。她早先做销售，在圈内声名鹊起，现在做了个代理公司。
在做公司的阶段，她一如既往地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满足，才有价值，才能推进事业。于是，满足别人的愿望，成了她最强的动力。在一次让人愤怒的官司之后，她从焦头烂额的忙碌中停了下来，一个人跑到柬埔寨静静地想这一切。她突然发现，她内心里有个小孩，从来没被好好地疼爱过，一直被责任、要求和期望压着，连哭泣的声音都被压住了。“我其实根本不敢听‘她’的声音。因为从小到大，我就笼罩在父亲的苛责里，另一边是母亲柔弱但深厚的期望。我就觉得向父亲证明自己，不让母亲失望是我必须做的。否则，自己确实像我爸说的那么差，也不配得到母亲的爱。”张婧说。
成长先是塑造我们的自我认识。进而，和那无所不在的社会要求伙同一气，将我们体内那个自由自在的“孩童我”紧紧地扼住。那个本性要放松、淘气、喜欢快乐的“孩童我”，居住在一个被强大的“社会我”评判、要求、控制、没有享乐空间的内心世界。我们正好以职业为合理借口，忘掉最初的自己。一个和内在自我分离的人，是无法快乐的。
是没办法，还是我们需要？
成为“过劳模”很可能是我们的内在需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上附加了很多的个人意义。
职场竞争，世俗化的成功标准，对强者的尊重，还有对职业人层层加码的职业标准，等等，这都让我们对职业侵占选择沉默....。。在心理学家看来，在明显的原因背后，还有一个事实：“过劳模”往往带有强烈的自愿成分！而这很可能是我们内心机制的一种反应。心理学家李子勋认为：“我们在工作上附着了太多的个人意义。”
1、需要不断自我肯定
李薇在家排行第二，上有哥下有妹，她是唯一没在父母身边、被外婆家养大的孩子。为了获得父母对她的爱和肯定，她不停地努力，但那总是一个无法填满的巨大的情感空洞。于是她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任何团队中，她都是领导不一定最喜欢但却最放心的一个，高度敬业就是她的职业标签。过度劳累，却让她得了抑郁症。
“自卑的感受往往来自从小没得到父母肯定。”上海心理治疗师王裕如说，“工作恰恰最容易提供这种良好的感觉，为了保持舒适感，也为了得到再次的肯定，就强化了这种重复，他们也就很容易成为‘过劳模’。”
2、抵抗身份的焦虑
每个人都有对身份的焦虑：我是谁？我在哪里？等等。
“没有人愿意孤立于群体之外。通过认同更多人认同的价值观——如对职业要求的合理化，我们找到了自己，感到自己确实存在，与他人与社会有联结，身份的焦虑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河南大学心理学教授李永鑫说：“这种认同，是通过世俗化的标准和媒体的宣传，内化为我们的需要的，它很自然地变成了我们的标准。为了达成它，我们开始牺牲生活。”
3、对亲密关系或责任的逃避
“过劳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逃犯”：逃避一种不愿意面对的关系，或是一种不想履行的责任。雪莲是杂志记者，她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才回家。 “的确，我对先生已经深深失望。我努力工作，这样就不必面对我们的关系。”而把患哮喘的一岁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工作妈妈高洁在逃避她所害怕承担的养育责任——还有比工作更好的借口吗？
4、获得控制感
很多心理学的研究试验中，动物对自己将要面对的情况有所预期时，它的行为都是很规则的；缺乏预期，就会行为紊乱、甚至生理紊乱。人也是这样，都希望能预知自己的未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侯玉波说：“社会转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机会，更多的是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感，进而造成控制感的缺乏，引发心理冲突。”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不断努力做事，人能够在焦虑中获得一定的控制感。
王裕如认为，理解了我们成为“过劳模”的内在需要，会有很大的帮助：“让那些本来潜藏的原因由潜在到明确，是种解构。一解构，你就能够获得自由，也就容易在工作与生活间形成界线。”
实践：让自己可持续发展
一名建筑师拼命工作，严重过劳，后来他逃往原始森林——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出自美国作家格林尼的《一个枯竭的案例》，现在差不多成为全世界过劳者的形象代言人。被职业侵占的我们不可能逃往原始森林，我们需要工作甚至胜于工作需要我们。
过度投入工作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
先说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女教师怀疑班上的一个学生偷拿了10块钱，她竟然在孩子脸上用刀子刻“贼”字，学生哭叫，她无动于衷，继续刻，就像刻的是木头一样，很残忍。她还是个优秀老师呢，她为什么这样？
这是职业枯竭的一种症状，即“去人性化”，表现为以一种消极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和冷漠的情绪去对待自己周围的人，甚至拿人不当人。
处于职业枯竭状态很痛苦——心理上情绪不稳定，易怒，易攻击，抑郁，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不胜任工作，厌倦工作却又不断地超时工作；生理上更年期提前，掉头发，肥胖，头痛头晕，肠胃不适，睡眠困难，它还会破坏免疫系统，导致衰竭、诱发癌症等；行为上容易酗酒、吸烟或药物滥用等。
不工作就不会过劳了。可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又是那么重要。
工作为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让我们有成就感，也提供机会和资源让我们自我实现，等等。其实工作压力不一定都是坏的，但要适度。工作是柄双刃剑。过度投入工作，就会被职业角色侵占到生活。我们需要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建立界线，或者你能够做到更好——工作让你更好地生活，生活又是你工作的资源库。
如何设置工作与生活的界线呢？
要搞清楚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我们来做个游戏——
拿一张纸，写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生五样。可以是特别具体的人或事，也可以是形容词或名词，随意。然后，你需要每次拿掉一样你认为可以割舍的，即使非常困难，你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到最后，每个人都只剩下一样。
比如，你认为的五样是：“儿子、爱情、快乐、健康；书。”假设第一个被拿掉的是“书”；第二个是“爱情”；第三个是“快乐”；第四个是“健康”；最后留下的就是“儿子”了。又比如，也许你认为应该是“父母、男朋友、拍片子、住在海边看书、学画。”一共五样，任何逐样拿掉，直到剩下最后一样。
这个游戏非常有趣，一样一样拿掉的时候其实蛮困难的，都是想要的，为什么要拿掉非常重要的其他几样？
这个练习实际上就是帮助你了解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给许多企业组织做培训的时候，我发现参加者大部分是工作狂。可他们最后剩下的和你们一样，是与家庭、情感有关的，没有一个人把“工作”留在最后。这个游戏是一个内心体验过程，它让你先失去，在失去中体验什么是你最重要的。
你在拿掉某一样时，还要回答被拿掉的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替代。这个过程里，你拿掉的基本上都有可替代品；而最后剩下的通常没有替代品。比如儿子、父母，而这就是你的核心价值。但我们却往往用工作取代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
为什么容易过劳呢？
我看过一条消息很有意思，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因为要和家人度假放弃出席7国财长会议。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当工作和生活有了冲突，我们通常会“不得不”选择工作。为什么会这样？一个讲究集体主义的社会，整个社会和主流文化都在强调整体，这让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工作优先。
高压力群体(IT、新闻、广告等)和助人行业(医护人员、教师、心理咨询师和警察等)都是高发群体。其中有很多是主动型工作狂。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容易自我觉察。工作狂人就像打了吗啡一样，调动全部身体能量工作，可一结束，状态就像被抽干了水的鱼一样。
是不是过劳，你的身体和你的情绪都会给你信号。有时候你的身体知道你的潜意识，甚至会给你创造休息的机会。比如，一位严重职业过劳的女律师根本不敢休息，可是她每隔三五个月就要摔断腿，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其他人，都只能让她躺在医院里不接案子。
我们怎样找回失去的生活？
我们需要工作，但更需要生活。生活是需要体验的，当然也是需要时间的。在当下，时间是稀缺资源。很多人是成功了，可成功里没有生活。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富人是有时间去生活的人。
荣格说，40岁以后，很多成功的人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还有更多的人出现了心理问题。荣格开出的方子很简单：恢复你的童年情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找回我们失去的情趣，就是真正在生活了。
另外，假如高压力高薪让你失去生活，那往低处走，低压力低薪未尝不是好的选择。如果工作严重伤害了你，不妨学习那个逃跑的律师，但不要去什么原始森林，只是让人生转个弯儿，什么也不做，就是休养生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