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把这当做是对新妈妈的警示吧。
我们有过美好的时光，我和我的儿子们。公园。沙滩。秋千摇摆的时光中某些刹那，我看着孩子们向前向后冲，意识到未来终有一天这些下午将成为记忆中如同一毫微秒那样短暂而急促的过往，而我会在推着秋千时停下来，享受那些还未逝去的时光。
现在，凌晨三点，我躺在床上，醒着，为由此产生的永久的财政难题恐慌。
自从去年我离婚以后，我变成了带着两个即将成年的儿子的母亲。而他们一个喜好从操场变成了高档消费品，另一个，再过那么几毫微秒，就要上大学了。我的收入——专栏写作，育儿补助，几个不很体面的兼职——完全无法跟上我现在的消费速度，更别提退休保障和孩子们的学费了。凡是有两个青少年的单身女性，总想要一份稳定的收入和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我尝试寻找工作的时机不能更糟。彼时失业率迫近10%，而我曾经供职的的新闻行业似乎在走铁匠业的老路。尽管我试图将简历中揭示年龄的部分抹掉，我的工作经历也长到成为了我的负累，这使我的资历要么过高，要么过低。
但妨害我寻职最多的，恐怕还是我将白天用于陪伴孩子的经历。
只是拥有这种过往已经够糟了。研究显示同等工作和资历条件下，母亲的工资普遍比非母亲少4%-15%.作为职位候选人，比起非母亲，母亲会被认为是更无力胜任也无意付出精力的人们（相反的，父亲们则比非父亲评价高）。美国进步中心（CAP）的资深经济学家希瑟·鲍施伊跟我说，家庭主妇返回职场在当前经济下的前景“令人感到胃有些反酸”。我知道那感觉。
当保罗·克鲁格曼警示道，许多目前没有工作的人“将永远不能工作”，我近乎石化——哦，在凌晨三点的时候！——他说的人就是我。很久以前我便数不清自己究竟申请过多少工作岗位，包括一些我二十几岁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工作，但算起招我去面试的工作时，我基本上只能无意义地摆弄手指。在我九六年放弃全职的之前，我那时的丈夫和我在同一间报社当记者，我们俩的薪水完全一样。现在我的前夫还是记者，薪水比那时一年高了三万美金，而我则沦落到要做比那时工资还低两万的工作。
当我徘徊于招聘公示板，将我的简历电邮到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我只能以这些想法安抚自己的恐慌：我至少有一个舒适的房子，现在可以用；我有一些积蓄，现在可以用；我有辆已经用了九年的马自达，虽然会发出刺耳的声音，但起码可以开，现在可以用。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加危险，还在苦苦支撑。而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好运。
所以这篇文章并不是用以博求同情的，它更像是来自前线的警告。
经济衰退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一些习惯和看法，并且很有可能带来长远的文化改变，而在我们说话间已经有更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策略师一个接一个地发表预测了。这是我的预测：金融危机会化解妇女对“选择离开职场”照顾孩子的兴趣，提高她们对放弃经济独立之后果的警惕——如果辞职，或者同我一样转而进行兼职工作——将让一个人的处境变得非常脆弱。
不论做待家母亲可以给人多大的心理慰藉，闲赋在家带孩子都是严苛的、长期的、表面上像假期一般的劳苦工作。而正因如此，男女之间才存在着弥久的薪资差异，女性才会有更高的贫困率。当经济衰退把这些情况赤裸裸地展示出来，更少有母亲会愿意将自己置于如此险境。如果这不算是家庭主妇的曙光，这也可以算她的黄昏，但决计不是很久以前可以打瞌睡的时候。
数据显示，母亲们正在逐渐得出同样的结论。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家庭主妇的数量从530万降到了500万。（而家庭主夫则一直保持15万人左右。）谁知道还有哪些人也在疯狂地投递简历呢？不论是否做有偿的工作，母亲们仍然在负责全国大部分抚育孩童的职责。然而这一切“仿佛是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最后的坚持”，记者汉娜·洛辛去年在亚特兰大月刊写道。她引用鲍施伊的注释：“那种男人工作，女人持家的理想型家庭，基本已经不复存在了。”大白天女人推着婴儿车走在大街上的景象已经和50年代家庭主妇用吸尘器吸袜子和水一样诡异。
待家母亲过时了吗？那500万家庭主妇里面活得很滋润的人们可能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要愤怒地点击评论区，为她们的选择辩护了。来吧，发泄一下，主妇们。我明白。14年前，因为内心和外界的因素，我挣扎地做出了选择。一些因素现在看起来仍然有道理，另一些则并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对于一个在荷尔蒙强烈影响下，睡眠不足，被各种建议弄昏了头的新家长来说，我很难区别哪些是真有道理，哪些则是错觉。
在女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职业机会的年代，我成为了母亲。那时候虽然职业机会多，大众还是认为女人应该保持与子女的频繁互动，频繁到我的母亲如果看到眼珠子都会吃惊得掉出来。我那时是一个忙碌的记者，和一个天真的新妈妈，当时的我因为种种现实原因相信自己无法同时充分完成这两个工作。而一个工作值得嘉许，另一个工作则是出于道德必须完成的。
好像我需要什么别的压力似的。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必须负责给我的儿子们童年——那些将影响他们终生的飞逝光阴——带来冒险和教育，以及宝贵的回忆。如果我可以通过搬到农场去或者随着气流带他们兜风来丰富他们的经历，我会考虑这么做。但是根据我精心参考的家长手册，我的儿子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爱意，永伴左右，有些像神一样的人物能每天每刻参与他们的生活。而那些育儿专家从来不说像我儿子那样的孩子们被托儿所那里总在变幻的职工和薪资低廉的陌生人照顾，到底会受什么伤害。
与此同时，我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不存在。我丈夫和我的时间非常不规律，每天像传接力棒一样抱孩子。在工作上，我没法选择被分配的任务，因为我每天6点不到就得冲出去，而托儿所过了六点每分钟就要收一美金。我的编辑，可能出于好心，把我放在疑似妈妈专属的职业轨道上。当一个实习生负责晚上荣誉学生谋杀卖可卡因给他母亲的贩子的突发新闻的时候，我在市民抱怨路坑的会议上打哈欠。（然而谁知道对于未来的我来说，给钱看的路坑抱怨会多么美好？）
还有情绪上的不稳定因素！我穿着被吐了一身的衬衫，带着布满泪痕的脸，在印着母亲抱小婴儿站在熙光里的婴儿食品广告前面哭了出来。我感觉时光飞逝。第一个孩子还没学会爬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以怀念的目光看那些公园里的新生儿，他们那精致得不可思议的小手指，还有嗷嗷的哭声。就在那个广场，那些如同巨人般的四岁小孩儿们用他们巨大的、有力的手撑起自己的身体，用海量的词汇交流着。很快我的儿子就会成为这些巨人之一，他的婴儿时代在这混乱中飞快地溜走。
我第二个儿子出生了。两周后，我的父亲被诊断出脑肿瘤。坐在父亲的床边，我把婴儿特地抱给米莉森特姑姑看，并提到我准备继续工作。她对我坚定地摇摇头。
“你不会相信时间过得多快。”姑姑说，“不要错过那些时光，在你还能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两个月后离世。那年秋天，我的丈夫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而我——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有抱负的记者，一个在广告业颇有成就的女人的女儿——辞去了大城市的报业里的全职工作，开始了兼职的专栏写作。而这份工作比我几年后会做的大学女工的工资还要低。
坦白讲，我那时并没有担心长远的经济后果，一部分原因是那时候似乎没有人担心。大部分文章和书籍对于女性“选择离开职场”的分析都专注于单人挣钱之后的家庭预算问题——父母双方都要勒紧裤腰带了——然而它们几乎都不提及辞职的那一方承担的长远牺牲：失去的升职空间，可能的加薪，还有养老保障；退化的技能和零落的职业关系网。离开职场几年后再想返回的艰难常常无人报道。而离婚、丧夫以及伴侣失业的后果基本上不在考虑之中。就好像家庭主妇可以指望从此以后幸福快乐地生活在经济有保障的日子里，而一个永久拥有全职工作的配偶就是新时代的白马王子。
我自己也曾愚蠢地为这个错误印象添柴加火——我曾在一本现已倒闭的个人理财杂志上写过有关选择离开职场的文章。在一堆轻松的预算指南和中产阶级夫妇开心生活的故事之后，我引用了一个理财顾问比较直白地罗列的长远风险列表。我的编辑不怎么高兴。“这也太…… 消极了。”她说，通过电话我似乎可以听见她鼻子皱了起来。所以当时还是菜鸟级专栏写手的我，渴望能满足这位薪酬丰厚的客户，于是上交了一篇更加积极的文章。
自那以后，有几位作家陆续披露了一些待家母亲在财政上的弊端，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写出《作为母亲的代价》（2001）的安·克里滕登，在这篇文章中她计算出一个孩子会给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一生带来高于百万美元的薪资损失。时间更近一些的，琳达·赫士曼（《去工作》2006）和莱西·本尼茨（《女性的错误》2007）都严厉指责选择离开职场的女性。在2010年，卡里妮·蒙艾和戴安娜·姗蒂在《玻璃天花板与100小时夫妻》罗列了为家庭减少工作的风险。
但是我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些文章甚至对我的情况也适用：毕竟我有工作。削减工作量看上去也是个理想的选择——研究显示，60%的母亲如果条件允许，会选择做兼职工作。而当我的孩子一周有三天下午呆在托儿所的时候，我做了专家所建议的事：发展技能，迎接新挑战，拓宽职业门路。我在创意（而非经济上）提升了自己。我在颇享尊崇的图书馆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而这些文章通常（背景：不详的音乐）通过印量算钱。
但谁在两个小家伙每天的需求中还能有时间为长远的经济利益打算？我带他们溜冰，游泳，滑滑板，看他们画画，帮他们写作业，跟老师协商，开车送他们去学音乐，去看牙医，还有篮球训练。每次他们生病都由我照顾，有些时候病去得很慢，而如果我还在做办公室工作的话，一定会让最好商量的老板都大为恼火。当然，也不是所有日子都充满阳光和快乐，很多时候我也会哭泣，会尖叫，也会甩门（有时孩子们也会这样，哈哈）。这份工作比我做的任何有偿工作都要累人。
薪资专家估算一个待家家长的劳动力（照顾孩子，清理房子，做饭，洗衣，开车等等）的市场价值是11.8万美金。这个看起来挺令人欣慰的计算于我而言像是施舍，而其后果（如果不是本来目的的话），则是将我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母亲——她们不是最棒的嘛？她们本应该得到注册药剂师和加州Chula Vista的市长那样多的薪水，可她们却会接受以孩子的露齿微笑结算的报酬。而其暗含的，带有隐约恶意和强迫意味的潜层信息则是——好妈妈不求金钱回报——而这个潜意识在以安全保障零回应我们无偿育儿和打理家政等等事情的社会体系中无处不在。
基本上没有什么迫使我们待在家里的理由能像14年前那样有说服力了。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信任那些所谓的育儿专家的建议。我认识的那些全天都由托儿所照顾的小孩看起来都没问题，而我也不相信如果我那时保留了工作我儿子会受到什么伤害。至少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们会更加受益：我就可以有更多钱支持他们的大学教育了。
不过我仍像其他母亲那样对于自己的选择怀有复杂的心情。而就像其他使用第一人称抱怨自己生活的文章一样，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提及待家母亲的好处。我为自己能够亲眼见证儿子们的童年感恩。我是个拖延症患者，而我可以想象自己那妄想能在某个下午和儿子们一起玩耍，却等到秋千的影子拉长的时候也没有付诸行动的模样。
所以如果一个年轻女性带着新生婴儿找我咨询有关离开职场的事情，我会告诉她，就像我的姑姑14年前告诉我的那样，孩子还年幼的时光过得多快，他们多么折腾人却又多么美好，我对自己有幸能见证的每一秒感到感激等等。
而后，与姑姑不同，我会告诉她们别这么做。
译者：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