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西方逻辑学的发展历史，但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到１９世纪中叶以前，逻辑学一直作为认识论的内容而被包含在哲学之中，成为哲学的奴仆，受制于哲学的发展。尽管如此，关于逻辑学对哲学的作用，各派的观点却不尽相同。逍遥学派主张逻辑学只是哲学研究的工具，因而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命名为“工具论”。
斯多葛派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并且这两派都认为，逻辑学首先应当用在一个哲学家的教育中。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则把逻辑学既看做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又看做是哲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他们大加滥用逻辑学，企图借以证明诸如上帝何时显灵、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等命题。虽然这种努力并未给经院哲学带来任何真理性的结论，但在客观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逻辑学。
以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是发生于１４—１６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中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在１４、１５世纪，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映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便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榜，提出人道主义，即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为标志的人性的复苏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使经院哲学的荒谬性暴露无遗。因此，这场运动一开始就迫使逻辑学和经院哲学一起退到了后台。从培根到康德、黑格尔等历史上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都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学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尖锐的批判。
培根认为，经院逻辑给亚里士多德逻辑蒙上了上帝的面纱，三段论被用来作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他把经院逻辑比做上帝的修女，认为它是不能生育的。他指责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经院逻辑不能帮助人们探求真理，因而是有害无益的东西。笛卡儿批评三段论及大多数其他的逻辑只能用来传达已知的东西，而不能用来研究未知的东西。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蔑视和批判达到了顶峰。他认为，这种逻辑缺少内在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对思维形式的研究始终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的材料上，没有深入到内容中去，显得十分空疏、肤浅。正是这种极端的蔑视和毁灭性的批判，导致了逻辑学在一段历史时期中一直处于停滞的状态。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哲学领域之外，随着变量数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种新的逻辑类型——数理逻辑开始萌芽。现代逻辑学完全是在近代数学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段时间，逻辑学的发展是完全摆脱了哲学的束缚而独立进行的。
达·芬奇创作了三幅最著名的女子肖像，这是其一《吉内弗拉·德·本齐》。文艺复兴的曙光冲破了神学的层层乌云，唤醒了整个欧洲。越过暗夜的人文科学，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后来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自由、活跃的氛围。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发展使得当时流行的哲学流派的缺陷和不足暴露无遗。哲学面临着方法、体系和内容的突破和革新。而在逻辑学领域内，也提出了许多哲学性的问题。这样，由于哲学和逻辑学的互相需要，２０世纪以来，逻辑学和哲学各自进入了对方的视野，二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彼此联系、各取所长、相互促进，出现了哲学逻辑化和逻辑哲学化的两大趋势，从而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逻辑学的两大特征。
综上所述，逻辑学和哲学是两门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学科，二者彼此相依，不可分离。哲学需要逻辑学提供准确有力的工具和方法来建立、完善和丰富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科内容。同时，逻辑学也需要从哲学高度来为自身的研究提供深邃的洞察力和哲学的解释。因此，二者只有彼此相依、各取所长，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否则，如果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将逻辑从哲学之中驱逐出去，那么，这种哲学的理论就必定是混乱的，它的真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它的体系也就是不堪一击的；相反，如果将哲学从逻辑学中排除出去，那么，这种逻辑学就是肤浅的，它在本质上就会犯神秘主义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