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外汇占款增加1263.62亿元，连续两个月增加，显示资本流入中国的局面。在笔者看来，这主要受到海外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延迟以及国内经济向好两大因素的影响。而今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较大，显然也加剧了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如此来看，未来如何在外资流入的背景下，积极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引导信贷进入实体经济是决策层面临的重要挑战。
从海外角度来看，9月美联储意外宣布维持每月85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不变，并未启动QE退出计划，是改变中国资本流出态势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量化放松退出推迟也反映了其经济走势弱于预期、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以及面临债务困境的事实。例如，美国经济复苏态势仍有待确认，虽然当前美国失业率数据大幅下降，但原因之一在于大量工人离开了劳动力大军。此外，美联储早前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2.3%，同样反映了担忧情绪。而从政策来看，受制于两党政治博弈，财政闹剧经常上演。考虑到即将接任新联储主席的耶伦属于温和的鸽派，其出任也将极大的减缓量化宽松退出步伐。
而纵观全球，当前中国经济转好的趋势得以确认，新政府所体现的改革决心也被看好，是吸引资金流入中国的内在因素。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8%，显示在稳增长持续发力与外需转好的情况下，全年经济增长达到7.5%目标并无悬念。而9月国内税收与财政收入增速反弹且均创今年全年最高，同样验证了经济稳步复苏的局面。特别是在经历了早前新兴市场金融动荡之后，相比于新兴市场，投资者如今更加看好中国，而这也导致中国出现资金流入、人民币屡创新高的局面。
然而，今年资本流动的快速变化显然为货币政策带来了压力。实际上，自去年12月，受十八大召开释放政策红利影响，中国外汇占款便出现大幅增加，仅今年1月外汇占款便暴增6837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外汇占款的增量。而5月受到QE退出预期影响，资本流出迹象明显，6、7月外汇占款甚至出现了减少，而如今外汇占款8、9月又改为增加。可见，短期内如此动荡导致的资本流向变化，无疑加大了国内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也是导致6月银行间市场利率大幅飙升的一大原因。
同时，当前资本流入的局面并不利于防范通胀与房地产风险。一方面，9月CPI同比增长3.1%，重返3%以上，显示通胀压力有所加大。而另一方面，房价也在攀升，加大了房地产市场风险。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除温州外，其他69个城市房价涨势依旧，四个一线城市同比涨幅均超过了20%。其中，北京以20.6%的同比涨幅领涨全国，上海则是20.4%，广州和深圳分别为20.2%和20.1%。可见，当前央行面临两难结局。
此外，如何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亦是关键，也是难点。正如央行早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的那样，当前贷款增速较快，流动性比较充裕。但是，也不难看到，当前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接近7%，如果考虑到PPI持续通缩，企业承受的实际利率或超过9%，从影子银行借款的成本则更高。统计局PMI调研的情况显示，9月反映资金紧张的企业占比高达41%，足以引起关注。
总之，笔者认为，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能够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差阶段，复苏态势渐趋稳定。但由于海外经济环境的瞬息万变，且国内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提醒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特别是在外资流入的背景下，决策层如何密切关注资金面的流向，积极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引导信贷进入实体经济实为重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