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是新一轮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政策目标的经济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中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在不同程度上均面临瓶颈，经济转型的重心转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加快制度改革和市场建设释放各要素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就资金而言，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金融体系改革发展的出发点是适应劳动力、土地以及其他要素总体较为充裕的禀赋，重点强调金融体系动员资金的功能。因此，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的管制，以及能够迅速动员储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间接融资体系等总体上适应了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随着中国要素资源禀赋出现根本性变化，新时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对铺摊子的规模诉求。这相应需要一个更加高效、市场化、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支持经济转型。
矛盾凸显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很多方面还停留在为传统经济增长动员资金的定位上，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正在凸显出越来越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和问题。金融功能、机构、市场以及监管的各个层次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衡问题，已经明显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其一，金融体系功能难以适应经济转型要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和结构主要围绕着为重工业初期的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服务，通过利率管制人为压低资金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获得正规金融体系支持的往往是重资产的大企业，轻资产的服务业、农业、科技企业等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后者恰恰是新一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据统计，2012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1.58万亿元，仅占总贷款余额的18.4%，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53%。
现有金融体系不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也不足以支持城镇化推进中的大规模融资。新一轮经济的转型升级应当伴随着金融资源从重资产行业向轻资产的新兴产业重新配置，也即落后产能产业应当“去杠杆”，科技创新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应当“加杠杆”。然而，在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重资产行业的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新兴产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背后折射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同时，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估算，未来十年大概每年需要2万亿~3万亿元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目前，作为融资主体的银行体系“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风险不断积累，难以腾挪出更多长期信贷支持，迫切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包括权益性资金、市政债、民间资本等多元化融资方式，以及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提供者。
其二，金融市场结构失衡。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低风险偏好难以支持经济转型升级。美国过去30年先后以重工业、科技行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过程表明，在支持创新、动员金融资源方面，资本市场比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而中国金融体系突出的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从融资结构看，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中，只有13.9%来自于债券和股票；从资产规模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在90%以上。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不仅导致系统性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部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金融支持十分有限。
其三，金融机构的微观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本应以市场和公共领域为界限，形成互为补充的格局。然而，目前双方业务均突破了原有边界。一方面，商业银行参与的地方平台贷款一定程度上带有政策性业务性质。另一方面，部分政策性银行也逐步介入商业银行业务，依赖其拥有资金成本低、国家信用隐性担保、政策优惠等优势，与商业银行争利。同时，政策性银行偏离其初衷，也会使原有应得到政策扶持的薄弱环节融资难问题再次凸显。
其四，金融监管体系滞后于金融实践。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要求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监管层面进行了大量总结和反思，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架构，由片面实施旨在控制单家银行风险的微观审慎监管转向注重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金融监管一方面需要适应国际监管改革的变化和发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监管改革制度设计，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中体现中国的声音，同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防范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蔓延和扩散。
总体思路
当前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展开。
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从中国历次金融风险的化解经验来看，加快改革是寻求防范和缓释风险的有效途径。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企业杠杆率偏高等带来的金融体系风险收益错配和期限错配。这些风险的化解从根本上有赖于更加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和更加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消除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引导资金按照市场规律优化配置。
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支持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金融资源要素沿着调结构的路径转移配置，提高资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率。通过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股本或债券融资，依托于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市场化筛选机制，加速推进中国的重工业化进程，同时为高新科技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通过促进市政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多元长期融资工具的发展，培育养老金、保险机构等长期资金提供者，满足城镇化融资需求。
以金融改革来提升监管部门和宏观调控部门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调控能力。通过加快利率市场改革，实现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方式的转变；通过加快监管机构协同监管改革，调和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模式同混业经营趋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完善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与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实现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型。
以金融改革来抓住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有利时间窗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面临重构，为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步伐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加速推进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建立一个更加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促进人民币跨境适用和可兑换，鼓励金融机构服务企业跨境并购，都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改革，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倒逼国内金融体系改革。
以金融改革吸引社会资本有序进入金融行业，促使金融行业成为富有活力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一方面可以缓解目前“两多两难”困境，降低民间资本从事不受监管的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所带来的借贷信用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另一方面，打破由于准入门槛造成的行业垄断，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增加金融行业的竞争和活力。
以金融改革配合其他经济领域的重要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当前的经济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养老金体系改革等多项根本性制度变革。各项制度中过去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往往相互交织，需要加大改革的统筹规划。例如，养老金体系改革涉及到如何适应人口老龄化压力，提升养老金投资效率。这与金融体系的改革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