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外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2138亿美元，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为1173亿美元，储备资产增长965亿美元。2012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储备资产微增”的新格局，这与1999年至2011年期间的“经常账户顺差＋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持续双顺差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的新特征包括：
首先，经常账户顺差规模继续呈现收缩态势。从经常账户顺差的绝对额来看，2012年的顺差虽然略高于2011年（2017亿美元），但低于2006年至2010年期间各年的顺差余额（五年均值为2573亿美元，峰值为2008年的4206亿美元）。从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来看，2012年该比率由2011年的2.8%进一步下降至2.6%，创下自2002年以来的新低（峰值为2007年的10.1%）。用目前国际通行标准来看（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率低于3%－4%就意味着不存在显著失衡），从2010年起至今，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已经基本趋于平衡。
其次，资本与金融账户在最近14年来（1999年至2012年）首次出现逆差。2012年，中国的直接投资顺差仍达到1801亿美元，这意味着在更短期限的资本流动方面，中国面临着将近30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从季度数据来看，除第一季度资本与金融账户面临顺差外，在2012年的后三个季度，该账户都面临持续逆差。
再次，储备资产增量创下最近10年来的新低。中国的年度储备资产增量在2003年突破1000亿美元，在2005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2007年突破4000亿美元，即使在2011年也仍然高达3878亿美元，而2012年储备资产增量不到1000亿美元。从储备资产增量占GDP的比率来看，2003年至2011年九年间该比率的均值为9.2%，而2012年仅为1.2%。
综上所述，如果说21世纪头1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是不平衡的，且主要表现为持续且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顺差与持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组合，以及作为双顺差镜像的外汇储备激增，那么2012年中国的国际收支已经向再平衡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经常账户顺差显著缩小、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外汇储备仅仅微增。
然而问题在于，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的趋向平衡是由周期性因素导致的，还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呢？如果国际收支再平衡主要由周期性因素驱动，那么随着周期性因素的变化， 中国的国际收支完全可能重新失衡；而如果国际收支再平衡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驱动的，那么中国经济就有望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
一方面，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的改善，的确与一些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
结构性因素之一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12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均超过30%。人民币汇率升值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有助于降低出口增速，提高进口增速，从而有助于降低贸易顺差。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均波幅已经扩大至正负1%。在2012年10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连续6个交易日内5次触及涨停。这说明中国央行显著降低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让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更加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运动有助于促进中国国际收支的再平衡。
结构性因素之二是以劳动力为代表的国内要素价格调整。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开始趋于下降，过去几年内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出现较快增长，尤其表现为农民工工资增幅显著超过城市居民工资增幅。这对中国出口产品造成了较大的成本压力。除此之外，能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环保成本的显性化，也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通过降低出口增速促进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再平衡。
结构性因素之三是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投资负收益的扩大。2012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投资负收益合计1130亿美元，同比增长68%。值得指出的是，此项结构性因素虽然有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海外投资负收益意味着中国这样一个国际净债权人却在向国外源源不断地支付利息，这无疑意味着显著的国民福利损失。
另一方面，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的改善，也与一些周期性因素息息相关。
周期性因素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变化。2012年上半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明显恶化；2012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市场又被美国财政悬崖的不确定性所困扰。国际金融危机嬗变从两个层面促进了中国国际收支的改善：其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造成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疲软的外需影响了中国出口增长，间接导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其二，与危机相关的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上升，推动全球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导致短期资本从中国流出（尤其是通过“其他投资”渠道），从而造成中国出现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
周期性因素之二是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受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减速、中国央行下调人民币基准存贷款利率、经常账户顺差不断下降等因素影响，2012年市场上出现了显著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在贬值预期驱动下，一方面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套利动机被削弱，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主体普遍实施了“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的操作，这客观上也造成中国短期资本流出上升、外汇储备增长缓慢的局面。
既然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均在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的改善上发挥了作用，那么谁发挥的作用更大呢？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一斑。笔者所在团队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大约是价格弹性的3.5倍。这意味着外部需求变动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显著高于由人民币升值或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导致的出口价格上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笔者认为，2013年下列周期性因素的变化，可能造成中国资本账户逆差的显著收缩甚至逆转：第一，主要发达经济体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集体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可能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在2013年显著改善，另一方面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这都将缓解中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出，甚至可能导致短期资本的再度流入；第二，中国宏观经济在2012年实现了软着陆，2013年的GDP增速可能重返8%以上；受通货膨胀步入新的上升周期影响，中国央行可能在2013年下半年重新加息；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重新转化为升值预期；中国股票市场可能在2013年步入新的牛市，而房地产价格也可能出现反弹，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吸引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
因此，尽管中国在国际收支再平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些成绩既与我们自身的努力有关，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变动。为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中国政府需要继续深化如下结构性改革：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尽管目前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日均波幅已经放宽，但央行仍在通过影响汇率中间价的方式进行外汇市场干预，这导致交易日之间的价格不连续，影响了外汇市场的价格发现与风险规避功能；第二，加快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要素价格市场化既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又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还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型；第三，继续放开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管制，尤其是鼓励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上升，不仅有助于降低中国面临的资本净流入，而且有助于改善中国的海外投资收益率；最后，尽管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拓宽资本流出渠道，有助于更快地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但资本账户的过快开放也可能引发跨境资本的大进大出、甚至导致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中国政府仍应审慎、渐进、可控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
IIS简介：国际投资研究系列（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的研究成果。该室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跨境直接投资、跨境间接投资、外汇储备投资、国家风险、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际投资头寸表等。国际投资室的成员为张明、张金杰、王永中、李众敏、李国学、潘圆圆与韩冰，定期参加国际投资室学术讨论和报告写作的成员还包括姚枝仲、肖立晟、王碧珺、林念、王宇哲、高蓓、陈博、刘洁与徐以升。我们的主要产品包括：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季度报告、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国家风险报告、工作论文与财经评论等。
责任条款：本报告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本报告仅代表研究人员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