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已逾不惑之年，但40多年的成长并未使中日关系走向成熟、稳定，反而出现摩擦冲突不断上升的趋势。日本方面对中日关系的停滞和倒退无疑负有主要责任。回顾和考察日本对华政策的发展轨迹，总结影响其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对于研判中日关系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战后初期，日本在外交路线上“对美一边倒”，追随美国执行反华反共的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虽然中日民间交往日益增多，但日本政府的反华路线基调并未改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加大在全球的攻势，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处于内外交困的美国不得不在亚太地区实行战略收缩，进而要求日本和亚太地区诸盟国“自己承担起责任来”。
为尽早结束越战并实现联华反苏的战略构想，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上海公报》。美国此次对华政策重大调整事先并未通告日本，这一外交上的“尼克松冲击”沉重地击垮了日本佐藤内阁。田中角荣当选首相之后，积极推动恢复日中邦交，1972年9月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启了中日合作反霸的序幕。
《联合声明》签署之后，中日陆续签署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日本对华的设备和技术出口逐步增加。但受日本国内“亲台派”的牵制及苏联对日中接近的阻挠，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进展缓慢。70年代后期，美国为遏制苏联在全球进攻势头加快了美中建交谈判的步伐，并向日本传递了赞成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信号。在此情势下，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访华，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自1979年大平首相访华后，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逐步确立起中日互惠合作体制。1981年铃木善幸访美时表示，“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看到中国继续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
纵观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尽管受到某些干扰，但总体以友好、合作为主。
冷战结束后，中美日“联合制苏”的战略环境消失。中国顶住苏东剧变带来的冲击，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国际社会能够与西方抗衡的主要代表性力量。出于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警惕，并在美国“扶日抑华”的怂恿下，日本采取了“协美制华”的方针，对华政策逐渐从积极合作向战略防范转变。1994年，日本外相河野洋平认为：“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日本重视对华关系，并认为中国的走向同日本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在经济上，日本表示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而真实目的则是防止中国出现动荡，波及日本，从而保持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在政治和安全上，日本既要同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同时也在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防范，并配合美国把中国引入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之中。”
此一时期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反映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从1992年开始，把中国正式作为关注重点，在把“中国军事态势”部分篇幅骤然加长后，还明确指出日本将把中国的军事动向与原苏军的“不明前景”一道加以冷静关注。
199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1999年日美制定《周边事态法》，将日美同盟的合作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南海区域和台湾海峡。除在安全上加强对中国关注外，这一时期的日本还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频频找茬。
但在90年代，日本对华合作的惯性仍在发挥作用。1994年1月1日，细川护熙首相在《日本与中国》的新年贺词中表示：“在日中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使日中关系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能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日中合作关系。”
1998年11月，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之后，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小泉在执政五年多的时间内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安全上，2003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将过去延续多年防卫对象国排序朝、俄、中改变为朝、中、俄；2004年更在国防建设纲领性文件《防卫计划大纲》中首次公开表明需防卫中国的“潜在威胁”，并把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问题并列为“不透明、不确定因素”。在此后出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对“海洋活动、军事透明度、核武器和导弹、涉台议题”等有关“中国威胁论”部分的论述也越来越多。
在经济上，小泉内阁不断修改对华政府发展援助项目，从2001年开始提高了贷款条件，2003年大幅削减对华日元贷款额度，比上年减少了20%以上，并且此后逐年递减（到2008年度终止对华优惠贷款项目）。
继小泉之后上台的安倍内阁对华采取缓和政策，提出日中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但在国际上，日本将“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外交“新基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提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意图孤立中国，限制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安倍辞职后继任的福田康夫主张推行“共鸣外交”，倾向于修复与亚洲的关系。2007年12月，福田首相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就如何充实中日之间战略互惠关系内涵进行了深入讨论。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福田还开启了停滞已久的日中军事交流。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以“鹰派”著称的麻生太郎上台后却基本维持了稳定温和的对华政策。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鸠山由纪夫首相推行“友爱外交”，在“慰安妇问题”、“日本战争罪行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上都采取了对华友好的政策。但由于处理对美外交失当，鸠山最终因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而黯然下台。2010年6月，继任首相的菅直人对华依然保持“友好”，但同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使得民主党内“对华防范”呼声高涨，这反映在了12月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其中制定了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预案，规划将“加强针对中国的海空力量、警戒监视和机动作战能力，建立从太空到海底的立体化、常态化监视体制。”
2011年9月，主张对华强硬的野田佳彦继任首相，并于2012年9月在石原等右翼购岛鼓噪下实行了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令中日关系跌入了40年来最低谷。
二、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变”的因素
一国对外政策受多种因素变化的影响，但概而言之，不外是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通常而言，国内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国际因素是变化的条件。但对日本而言，战后外交由于缺乏独立性，一度唯美国马首是瞻，即使在日美关系日趋走向平等的今天，美国因素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在某些时段依然举足轻重。
（一）日本国内政治
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替往往是导致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最主要因素。战后以来，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基本不存在政党轮替的问题。在野党（如社会党）虽然也能够对自民党的对华政策施加一定影响，但总体有限。近年来，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民主党的执政，特别是鸠山由纪夫上台后所采取的一些外交调整意味着政党轮替对日本对华政策变化影响已开始显现。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日本，存在派阀政治现象，党内派阀力量的消长与政策制定有着极大关联，执政派阀的轮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某种上与其他国家的政党轮替大同小异。就日本对华政策而言，派阀政治下的政策摆荡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对华友好还是不友好的首相执政，都不得不花费大量气力在党内派阀争斗上。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自民党内的“亲华派”与“亲台派”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与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密切相关。处于自民党内非主流地位的三木由于受到“亲台派”的支持，其上台后不得不对“田中—大平”的友华路线加以修正。派阀政治在民主党执政时期也有所体现，小泽一郎、鸠山等虽对华友好，但受到党内“鹰派”制约，民主党内的派阀政治在对华政策上的体现就是从鸠山到野田的巨大波动。
地方政府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影响逐步上升。日本特殊的地方自治体制度导致地方有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近年来，由于日本中央政府在处理内政外交困局上束手无策，地方政府越来越主动发声，涉足本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国际事务。地方势力的壮大加剧了日本国内政坛保守化的倾向，同时也注入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成分。一些地方行政官员通过与中央政府的外交方针背道而驰的言行来吸引舆论，争取选票，其带有名利企图的“个人行为”大大干扰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2012年3月，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不仅直接影响了名古屋市与南京市之间的友好交流，而且间接影响了中日关系，给本来准备借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机推进双边关系的努力蒙上阴影。而随后发生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鼓噪东京都购买钓鱼岛一事，更是将野田政府推向了极端。在2012年12月大选中，石原慎太郎和大阪市市长桥下彻领导的日本维新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地方势力作为“第三极”的主要力量正式登上日本政治舞台，虽羽翼未丰，但其影响不可低估。
与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社会政治思潮也在对华政策中发挥着微妙影响。在战后很长时期内，和平主义在日本占有主导地位，但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却逐渐被国家主义所取代，体现在政治上便是“保守主义”思潮。冷战后，日本政治总体趋向保守化，新保守主义理论逐渐成为日本政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在保守主义思潮作用下，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崛起日益恐惧，某些媒体受到有意调拨中日关系的外部势力以及日本国内的右翼团体的操纵，不负责任地煽动“厌中情绪”。根据日本内阁总理府2012年11月26日公布的“对中国亲近感”调查显示，自1978年至今，日本民众对中国亲近感曾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交往友好的时期高达78.6%，但在1989年之后则再也没有回到六成以上，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继续下降，在2012年底由于“钓鱼岛问题”而降至历史最低值18%。
部分反华日本政客依靠此种舆论造势而成的“强大民意支持”，不断冲击中方政策底线。
可以预见，执政党与在野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执政党内部的派阀政治将共同作用于日本对华政策，使其对华政策面临诸多变数。
（二）美国因素
从二战后至今，东亚的地缘格局受美国、俄国（苏联）、中国影响最大。其中，美国不仅是东亚地缘环境的主要塑造者，同时更是日本的安全保护者和盟友，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领导了盟军对日占领，并操纵了对日媾和。日美两国还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由此形成了美主日从的特殊同盟关系。在此关系框架下，日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在外交、安全领域长期依附于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于本国利益的客观判断。
在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大力扶持，使其成为在地缘上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日本追随美国反共反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战略守势，日美同盟的作用主要是抵御苏联的进攻、平衡苏联的影响。在“联华制苏”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解冻，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合作友好。
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不在，亚太地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崛起成为日美在东亚面临的主要课题。为了遏制中国崛起，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变得愈益重要。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只有通过日本的密切联盟才能适应中国的地区抱负，并制约其表现……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
与此相呼应，日本众议院议员爱知和男认为，对华外交是日本最难的外交课题，单单依靠日本自身的力量无法同中国抗衡，必须与美国联手同中国打交道。中国崛起为美日强化同盟关系提出了新的注脚。美国要借助日本维护其东亚领导地位；日本则要利用日美同盟扩大自身的政治作用，发展军事力量，同美国一道主导东亚、亚洲乃至世界的事务，在与中国的角逐中获得更多的战略支撑。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日合作继续随美国全球战略而动。如果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日同盟的优先任务是全球反恐，那么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美日同盟围堵、防范中国的一面彻底显现。
日本毫不犹豫甘当美国马前卒，配合美国介入南海争端，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将双边同盟向三边甚至四边扩展。尽管美国因素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变量，但相较于日本国内政治，它的稳定性相对较强。一方面，美国在考虑对中日政策时，更多着眼于东亚整体的地缘格局变化，而地缘格局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时间跨度较长；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变换远没有日本那样的频繁，每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相对稳定。
三、日本对华政策中的“不变”
上述“变”的因素在对华政策中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并以不同的政策宣示体现出来，但影响对华决策的因素中还有一些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及利益考量，这些因素往往超越党派乃至美国的影响长期作用于日本对华政策制定之中。
（一）竞争与防范
自近代以来，尽管中国曾长期积贫积弱，但凭着体量仍与日本并列为东亚大国，在大多数时间里，日本是东亚两个大国竞争的优胜者。在日强中弱时期，日本依靠武力，数次侵华（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20世纪30年代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日本的“耻感文化”使其并未对自己的侵略历史进行反省，[1]而是千方百计歪曲和美化，但与此同时也担心中国强大后对其进行“历史清算”。这也是“中国威胁论”歪风屡屡在日本刮起的原因。作为“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1990年5月发表“新的中国‘威胁’论”指出，“甲午战争加剧了日本人蔑视中国的倾向，侵华战争的失败并受到谴责并没有改变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优越感。今天，日本人那种‘先进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富裕的日本和贫穷的中国’的意识。日本人的优越感越来越强烈。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和中国巨大的发展潜能，中国仍是对日本形成威胁的重要国家。”
该文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对日本可能形成的威胁，认为如同19世纪一般，日本和中国将在21世纪为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而不惜兵戎相见。
日本狭隘民族主义与神道国家意识，导致日本右翼大肆宣扬日本民族优越性而蔑视亚洲其他民族。而近代“脱亚入欧”经历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造，使日本自视西方民主社会的一员，仇视和恐惧共产主义。日本政界利用其表面上与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大打民主牌、人权牌以对抗日渐崛起的中国，在涉藏、“东突”等问题上屡屡挑战中国政府的政策底线，并意图建立孤立中国的“民主国家联盟”。“价值观外交”就是其中的体现。东亚地缘格局中的客观竞争局面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心及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使日本自然地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加以防范。这种防范关注集中体现在了日本历年《防卫白皮书》之中，自1970年佐藤内阁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主导编纂《防卫白皮书》始，此后每册“白皮书”都会不同程度地变相提及“中国威胁”。
战后日本外交的特点是以经济手段谋求政治大国，经济实力对外交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经济实力强则外交上有自信，经济实力下降则会导致焦躁不安情绪上升。在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国家实力空前增强，在国际舞台上颇具影响力和自信，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主张重视亚洲，企图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亚洲各国施以影响，获取亚洲的主导权，以实现“大国战略”。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军事实力有待提高。“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悬殊，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所拥有的优越感、负罪感及对中国广阔市场的期待感，为推行崇尚‘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奠定了思想意识基础。”
这一时期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对于中国的关注度总体不高，篇幅也相对较短。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加速发展，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随着日本经济的停滞与衰微，其运用经济力量操纵与扩展政治影响力的空间受阻。1992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有关“中国军事态势”的篇幅骤然加长，并指出：中国在不断大幅增加国防费用和提升国防科技，以推动军事现代化，意图实现国防力量“从量到质”的转换。
鉴于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成功组织的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日本当年《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有必要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此后涉华篇幅逐年增多。从1999年起，《防卫白皮书》开始渲染中国对周边其他地区的“导弹威胁论”，日本对华防卫政策进入了全面戒备的定向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让日本不得不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位。伴随着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近代以来中日一弱一强的战略格局正发生结构性转变。中国快速崛起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民族心理的妒忌与不安，还有力量对比失衡所产生的敌对、防范与威慑的心理认知和反应。日本对中国的安全防范意识更加强烈，对中国现代化军事力量的评价发生了质变。从2005年起，在“白皮书”中删去了“总体上机动性和火力性不够”的一贯评价，强调了中国快速反应部队、特殊部队的建设以及后勤支援能力的提高。在2006-2007年“白皮书”提及，中国在努力提高航空电子作战和情报搜集能力，并意图构筑更前沿的指控能力和地对舰攻击能力。2010年“白皮书”利用中国军费十年间的大幅增加，对于“中国威胁”的炒作更加卖力，还以“检讨”的方式渲染“南西诸岛”（日方认为包括钓鱼岛）处于“防卫真空”状态。2012年“白皮书”称，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出现常态化，“军事不透明”的中国动向已成为亚太地区的担忧事项。
（二）追求经济利益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外资源和市场。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市场的中国，对日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之时，日本一些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便开始大力敦促政府放宽对华贸易。这种经济先行的“以民促官”模式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发挥了巨大成效，田中角荣尽快实现日中邦交的决断得到日本财界积极支持，这是促使新内阁采取行动的首要内部因素。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认识是，“通过密切与中国合作，贯彻‘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确保能源渠道来源的多元化，通过务实地开展经贸往来，拓展中国市场，达到与欧美争夺中国市场的目的。”
当时，中日两国的“经热”促进“政热”，直至冷战结束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日本追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但随后却率先解除对华制裁。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日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偶有碰撞，但经济方面则一直维持着不错的合作。在小泉执政时期，虽然两国政治关系跌入“冰点”，但中日经贸关系却处于建交以来最活跃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的877.5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678.9亿美元，四年里将近翻了一番。日本虽然在2004年失去了它垄断11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国的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9月，日方施行“钓鱼岛国有化”，这一举动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了极大的恶劣影响，使本来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受产业界的压力，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对华示强的同时，也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以借重中国走出经济困境。在此背景下，尽管日中、日韩因岛屿争端政治关系倒退，但在2012年11月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三国依然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日本在关键时刻仍采取“政经分离”的老路。
目前，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既是日本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理想场所，同时中国的某些资源（稀土、煤等）出口对日本经济发展不可或缺。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同中国的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20%。截至2011年底，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03.17亿美元，投资项目超过4万个。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市场对日本将变得更加重要。巨大的市场份额成为日本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经贸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中日关系的稳定器和催化剂。
四、结语
纵观数十年来的中日关系史，“变”与“不变”在辩证统一的相互作用下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发展路径。对于日本对华政策而言，“不变”的竞争与防范意识起着消极阻碍作用，而在经济上对华借重则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当“变”的因素对华有利，对“不变”中的消极因素则有所抑制，对“不变”中的积极因素有所促进，反之则会在消极因素推波助澜下削减积极因素的影响。应该注意的是，“变”的因素在对华态度上并非始终一致，当二者相左时，在双方相互博弈中，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性将大幅上升。
在中国快速崛起，日本国内经济不振、政治保守化，美国“重返亚太”加大对华围堵的情势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因素中的消极面呈交互叠加状态，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增多。但与此同时，日本走出经济低迷仍需借重中国，美国亦不希望中日交恶冲击亚太经济，不会进一步放任甚至推动中日关系恶化。由此，我们又可对中日关系发展前景抱有一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