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世界主要国家经历通货膨胀后都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积累了较多的治理经验，分析研究这些经验和措施对完善国内价格管理政策，避免价格大幅波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国外通货膨胀的一般表现及治理经验
（一）世界平均通货膨胀率的波动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经历了四次明显的价格周期波动。第一次是1971－1978年，这一阶段的峰值是1974年的16.5%，上升期为四年，下降期为四年；第二次是1978－1986年，这一阶段的峰值是1980年的13.3%，上升期为三年，下降期为六年；第三次是1986－2001年，这一阶段的峰值是1994年的9.7%，上升期为八年，下降期为七年；第四次是2001年至今。前三个阶段都是物价与经济增长相背离的趋势，即经济增速加快对应着物价增速下降，经济增速放缓对应着物价增速上升，是三次典型的滞胀局面。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与物价水平保持了基本一致的趋势。全球经济在这40年中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两次金融危机。两次石油危机一定程度上促发了前两次全球的物价上涨，紧随1973年和1979年的原油价格大涨之后的第二年就是二次峰值的出现。
（二）主要国家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除了战争与社会动乱，世界发达经济体的稳定性总体高于发展中国家，1970到2010的41年间，高收入国家的通胀率为5.19%，低收入国家的通胀率为9.06%，后者是前者的1.74倍，而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1960年以来低收入国家仅比高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
1.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历程与对策
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国家由于战后长期实行刺激性经济政策，财政出现巨额赤字，货币发行失控，国际贸易条件恶化，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等都实行了货币改革，冻结或管制物价和工资等措施来应对通货膨胀，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治理以行政手段为主。
从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来看，巴西和俄罗斯都因为社会动荡或剧变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印度政局平稳，社会相对稳定，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印度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俄罗斯、印度通过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小麦出口关税，降低奶制品、蔬菜、食用油关税来控制食品价格。俄罗斯、韩国在通胀加剧的情况下，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韩国对生活必需品进行“特别管理”，对公交、电力等公共产品实行价格管制。俄罗斯对哄抬物价企业给予重罚。
2.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历程与对策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主要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但波动幅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稳定经济增长和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
美国在1970年代陷入了近10年的滞胀，197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1%。一般认为该时期美国遭遇世界石油危机，加之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造成这次滞胀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相近，政策导向趋同，通货膨胀的时间与原因有很大的相似，通货膨胀率日本1974年达到20.8%，英国1975年达到27.1%，法国1982年达到12.7%，德国1974年达到7.3%，意大利1974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20.2%、20.8%，加拿大1974年达到15.2%，澳大利亚1975年达到16.6%。
美国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走出了70年代的滞胀，英国采取了直接干预物价上涨和工资增长，控制货币流通量，削减政府公共支出，降低税率等政策。日本采取了价格直接干预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法国的主要措施有实行财政货币双紧、工资指数化，减免税收等。德国则把稳定币值作为抑制通胀的主要政策。意大利采取了管制物价，工资指数化，制造业重组和改造服务业。加拿大、澳大利亚除管制物价和工资、逐步降低货币供应量增长外，还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三）国外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些启示
国外在对待通货膨胀时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西方发达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效果要明显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干预。通货膨胀对国民的基本生活影响深刻，在国外没有哪个政府或者经济学流派认可通货膨胀无害论，一些政党把治理通货膨胀当成执政的重要目标或者选举的重要主张。
2.促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上世纪70年代个别国家虽然在短期内采取直接冻结物价的政策，但在通胀压力缓解后，立即解除物价冻结，以推进市场发育和完善市场机制、加大公平竞争作为应对通货膨胀的长期政策。
3.完善相关法律。美国在上世纪治理通货膨胀中，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法律，用法律手段约束财政预算、加大反垄断力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推出了通货膨胀目标制，日本也在利用产业政策调整供求关系出台了相关法律。
4.重视物资储备。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各国都采用重要物资储备制度，美日等国家加大能源储备、重要生活物资储备，有效提高了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
5.重视工资和物价的关系。高福利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90年代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除美国外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七国都实行了控制工资上涨幅度的政策，意大利、法国实行了具有法律性质的工资指数化政策。
我国通货膨胀及治理对策
我国在194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新中国建国初期都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后我国也经历了几次通货膨胀，在不同的时期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保证了我国几十年来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相对平稳的价格水平。
（一）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基本情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表现出三次周期性的波动（1979－1989，1989－1999，1999至今），对应着三次通货膨胀周期。
1979－1989年（第一个经济周期）。1980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达到6%，1985年CPI为9.3%，1988年和1989年CPI分别达18.8%和18%。
1980年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包括工资政策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大幅提高、财政连年出现赤字与货币发行量大幅增加等方面，国务院在1980年12月发布了《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来治理通货膨胀，1981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为2.4%。1985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信用失控及其引发的需求扩张，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当时采取了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管等措施。由于采取的紧缩政策在尚未完全见到成效的情况下，1986年又开始全面松动，导致了需求量的严重膨胀，价格也随之上涨。1988年和1989年的通货膨胀的主要诱因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价格闯关政策，这次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拉动，也有涨价预期的成分。1989年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1990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为2.1%。
1989－1999年（第二个经济周期）。CPI从1992年到1994年分别为6.4%、14.7%、24.1%，1994年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
在1989年到1999年的第二个经济周期内，1992年我国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投资膨胀和信用扩张是1994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是一次需求拉动型的严重通货膨胀。1993年6月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经过三年的治理，到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1997年CPI降为2.8%。
1999年到目前（第三个经济周期）。2004年CPI指数为3.9%， 2007年、2008年和2011年CPI指数达到了4.8%、5.9%和5.4%。
在1999年到目前的第三个周期内，由于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同时由于连续多年的货币供给持续快速增长、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快速增长等原因造成了2007－2008年的温和的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分为输入型通货膨胀。为了应对2007年经济过热现象，国家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的搭配，同时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实行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随着2008 年金融危机的到来，国家又将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后全球范围的流动性相对过剩，输入性通胀，生产成本快速上涨等因素造成了2011年价格水平的高位运行。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特点
从价格波动的阶段来看，1999年以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扩张等内生性因素引发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2000年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虚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和国际关系更加紧密，除了传统的国内货币、供求、政策调整等因素外，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变化、重要股指变化都对我国的价格水平带来影响，这一阶段的价格波动的原因是由国内和国外多种因素造成，不可控因素明显增多。
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与CPI的长期关系来看，我国有通货膨胀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的现象（除2000－2006年高增长低通胀阶段），触发通货膨胀的因素，如成本、需求、结构变化等，也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伴生因素，而资产价格、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化则是价格水平变化和价格传导机制的不同表现。
从未来走势看，由于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价格矛盾、部分领域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管理问题，未来一段时期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面临着企业生产成本和城乡居民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会长期存在，同时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很可能还会出现频繁波动。
保持价格总水平稳定的几点思考
2012年以来随着国家稳物价各项调控措施效果逐步显现，价格上涨得到控制，但影响通胀预期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没有消除，仍处在易诱发阶段，未来价格变化将会更加复杂和频繁。为把握当前良好的发展机遇，实现长期目标，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相对低位运行以及缩小重要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尤为重要。借鉴国外管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可以深化我们对价格管理的一些思路。
（一）促生产，保供给，熨平价格波动幅度。食品价格是诱发通胀的重要原因，一些发达国家在面临通货膨胀时都采取了扶持生产，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提高供给能力是一个大国的基本，切实落实好“米袋子”、“菜篮子”负责制，如加大粮食、肉禽生产部门的补贴力度，狠抓菜篮子供给，大中城市要保有一定的蔬菜等生鲜食品自给能力。积极研究和引导生活必需品的重大集散节点建设，进一步理顺流通管理制度，避免出现折返流通。
（二）大力贯彻收入倍增计划，提高整个社会防通胀能力。保障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年均增长达到7%以上是实现收入倍增的关键，在保持收入较快增长的基础上，要更加关注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向农业生产者适度倾斜，同时提高弱势群体收入水平，增强居民应对通胀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关注人工成本上升对价格上涨的影响，确保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整个社会的防通胀能力。
（三）加大市场价格监管力度，降低通胀预期。强化监测分析，把握重要商品的供求和价格波动规律，确保在产业升级和消费结构变化过程中重要商品价格不发生大的波动。建立市场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提供重要商品信息，实现信息对称，克服生产盲目性。建立价格调节基金，稳定生产、消费预期。加强市场监管，重点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变相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完善价格监管法律体系，探索合理的商业储备管理办法保持商品的平稳供给，逐步形成诚信市场环境和文化氛围。
（四）在区分基本和非基本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进一步推进资源性产品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逐步建立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的可持续定价机制。在区分基本和非基本的基础上把握好时机、节奏和力度积极推进价格改革，完善透明的长效定价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稳定社会预期，不积累矛盾。价格改革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困难群体的实际生活，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尽量降低价格改革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市21世纪议程工作办公室、北京市价格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