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年底“财政危局”的由来
2012年底和2013年初美国财政政策面临重大考验。从税收方面看，布什政府任期内的若干减税措施即将到期，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刺激法案包含诸多减税政策，也将于年底集中结束；从支出方面看，奥巴马政府去年8 月签署的“预算控制法案”明年初生效，将开始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和军费开支。
如此重大而又集中的政策调整会对美国经济社会产生显著影响，5月22日，美国国会预算局发布报告，认为如果听任减税措施终止（恢复高税收），将增加税收4000亿美元，按时执行削减开支计划将减少开支1000亿美元，再加上其他因素影响将综合减少赤字6000亿美元。这些收缩性财政政策将通过乘数效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巨大影响，2013年上半年GDP将收缩1.3%，美国面临新一轮经济衰退的威胁。
该报告引起了密切关注，再加上之前伯南克和盖特纳的多次警告，业界普遍在谈论“财政危局”（Fiscal Cliff）的问题，国内将其直译为“财政悬崖”，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二、年底“财政危局”的性质
在欧债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不断动荡的背景下，美国国债仍然有资金安全港效应，国债收益率很低，美国短期内不存在融资困难，不会出现希腊等国政府发不出工资、揭不开锅的困境。
症结在于，一方面国债余额不断创历史新高会增加中长期税收负担，压缩政府未来的政策空间，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从这个角度讲，削减赤字是必须的，而且不应该耽搁。但另一方面，目前美国的经济复苏尚不稳固，失业率仍然偏高，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如果贸然削减赤字，短期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这种短期和长期的权衡。
预算是政府对财政资源的再分配，是政党政治的核心。民主、共和两党在财政政策上的理念分歧由来已久，再加上利益博弈和选举政治因素，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预算战隔三岔五就会上演。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预算战的典型案例及其特点
上世纪90年代有3次预算战引发了媒体的密切关注。
1991年10月老布什政府在削减联邦预算赤字时与国会难以达成协议，导致联邦政府关门3天后才与国会达成妥协。老布什被迫改变了竞选期间自己反复强调的“绝不增税”的承诺，在预算法案中增加了对富人征税、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等内容，但是法案也制定了削减开支的措施。
1995年10月当国债上限达到法定限额时，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和国会也展开了争斗。联邦政府被迫两次关门，成为一场举世皆知的闹剧。直到1996年5月双方才达成协议，共和党减税和削减开支的主张得到贯彻，但克林顿关于增加教育、环保、社会保障支出的主张也得到了满足，双方在妥协后各有所获。
2011年7月奥巴马政府的国债上限之争也颇为典型，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当时关于美国国债有可能违约的传言甚嚣尘上，直到最后10个小时才达成协议。结果是成立一个超级委员会协调削减赤字方案，如果协调失败则自动削减开支，但是从2013年开始执行。奥巴马政府赢得了时间，在2012年11月大选之前将暂时摆脱国债上限的困扰；共和党坚持住了绝不增税的立场，也达到了削减社会开支的目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宣布赢得了胜利，但这场争斗导致随后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从这3次典型的预算战可以看出，无论是谁控制国会，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完胜，每次争斗的结果必然是利益博弈之后的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这3次典型预算战都发生在总统大选的前1年，如老布什在1992年、克林顿在1996年、奥巴马在2012年都面临大选。在选举之前在野党为了影响选票，更有可能纠缠不休，刻意搅局。
四、2012年底“财政危局”的背景以及各派主张
2012年年底的这次财政危局有一些新的背景。一方面，当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国债余额问题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使得紧缩财政变得更为迫切，众议院议长已经宣布此事不能再拖延，白宫在要求提高国债上限时，国会要求的交换筹码会提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仍然有其脆弱的一面，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使得在财政紧缩时的顾忌非常之大。此外，这次财政危局面临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削减开支计划的交接，而从11月大选结束到年底只有1～2个月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与前3次典型的预算战相比，这些因素增加了年底财政危局的复杂性。
从各党主张来看，共和党主张在提高国债限额的同时必须配套等额的开支削减，从而保证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共和党反对削减军费开支（这与其党派背景有关），主张永久性减税，认为增税会妨碍经济活力。
民主党主张适当增税，尤其是对富人提高税率（如巴菲特税），试图体现社会公平。如果削减开支，民主党会把矛头指向军费开支，认为这是削减开支最重要的途径。
五、年底“财政危局”的前瞻
11月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会影响年底“财政危局”的结果。如果奥巴马获得连任，税收政策的调整将较为多样化，考虑到经济复苏形势仍然不尽理想，有可能再次延长现在的部分中产阶级减税措施；奥巴马倡导的巴菲特税已经深入人心，很可能会强力要求加大对富人征税的力度；奥巴马不会将削减开支单纯集中在社会开支方面，军费开支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很有可能是社会开支和军费开支各打五十大板。这将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妥协的结果。
如果罗姆尼赢得大选，局势将更加微妙。虽然年底就面临财政危局，新总统却要到2月份才能正式就职，美国将出现权力交接期。奥巴马可以采取简单的拖延措施，将难题留给继任者；但如果奥巴马试图在最后的总统任期内留下历史贡献，那么可能会孤注一掷，更加强力的挤压共和党的立场，争斗的结果将更加扑朔迷离。
根据历史经验和当前的美国国内形势，可以得出3点初步的前瞻性判断：
（1）一场围绕财政政策的政治争斗在所难免。这场较力很有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可能出现将联邦政府关门作为要挟手段、评级机构调整美国国债评级等现象。
（2）财政紧缩的力度不可能过大。政治家必须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民众的接受能力，减税容易增税难，增支容易节支难，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仍然较为脆弱，大幅度紧缩财政必然会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国会预算局已经给出了全面财政紧缩可能引发衰退的警告，如果政治家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紧缩，一旦出现衰退，他们就会成为历史罪人。这是政治家在决策时必须要掂量的。
（3）财政危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将被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尽管国会预算局根据其模型做出了财政紧缩可能引发衰退的测算，但是这是设想的最差的情景，政治家的妥协会使财政紧缩的力度有所降低。而且，公众的消费和投资往往是有预期的，如果意识到未来税收可能会增加，他们会提前降低消费，从而平滑增税带来的收入冲击。美国的经济复苏形势整体上好于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只要公众已经有充分预期，政策调整的冲击就会相对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