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结构再平衡”可能会对短期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紧缩效应。
从外部来看，过去五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峰值的10%降至2013年的2.1%，为9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一季度，经常项目顺差为7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552亿美元大幅收窄，较去年四季度也大幅收窄，预计2014年整体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将继续下降。
国际收支再平衡既有主动调控的原因，更有被动调整的原因。近两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首先，美日欧经济复苏与中国出口出现“脱钩”迹象。201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各国经济相较于原有增长格局出现程度不同调整，美国制造业复苏带动实体经济复苏明显。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及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至2013年，我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出现“脱钩”迹象。2013年，我国产品出口到传统发达市场占比从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这一趋势也在今年一季度有所延续。
其次，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追赶态势进一步增强。目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也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
第三，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TPP、TTIP和P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零关税；二是就业和绿色环保的谈判准入条件；三是区域自贸加强。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除了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
国内投资消费结构也正经历“再平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小幅下滑，同比名义增长17.6%，比上月降0.3个百分点，比去年底下降2个百分点。代表融资需求的3月份社会融资总量同比下降18.82%，以及4月汇丰PMI初值升幅较低、仍处于收缩状态且处于历史同期低位，都显示投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表面上看，投资率下滑与产能周期和杠杆周期相关。从产能周期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释放的产能，且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持续存在，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建材、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负产出缺口显示去产能化比较缓慢，制约了新增投资的增长。
当前，越是产能过剩的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尤其是在机械、造船、地产、建材等行业，并且这些强周期行业对资金成本上升的敏感性较大，利息支出负担最为显著。如果考虑到我国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较低这一因素，我国企业的债务负担可能已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4倍，也对投资形成拖累。
反观消费需求，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2013年中国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基本上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水平，这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进入投资-消费再平衡的发展阶段。在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人群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市场消费的主体，具有强劲的购买力，是消费需求持续扩大的主要来源。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无论是结构性还是周期性都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短期内，由于依靠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带来长期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抑制总需求。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间找到“黄金平衡点”依旧是一个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