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各种矛盾交织、潜在冲突风险日益上升的地区。稳步推进东亚合作是保持地区经济繁荣、抑制政治安全对抗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进程中，曾经被确定为东亚合作长期目标的“东亚共同体”仍应发挥指引作用。
一、东亚合作走到新的十字路口
近年来，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加速“右倾化”、东亚国家岛屿与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化等因素作用下，东亚合作困难增多，深化发展面临瓶颈。
（一）东亚经济合作路径之争加剧
有关东亚经济合作的路径分歧早已存在。2006年，日本提出了以“10+6”为基础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倡议，被视为与主张在“10+3”基础上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建设的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之举。但不管怎样，这两种思路都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最终目标。2009年美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后，吸收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参与，日本也于2011年决定参加。在此背景下，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明显受到挑战，东盟转而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在2012年底启动。在地区自贸谈判貌似活跃的背景下，各谈判机制竞争性增加，一些地区国家摇摆不定、待价而沽，这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原有的区域合作进程。一般认为，TPP有可能比RCEP、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率先完成。[1] 这种局面一旦出现，相关国家注意力可能更集中于TPP，对RCEP或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热情则会降低。
（二）地区安全合作有倒退之势
美国“重返亚洲”军事充当先导，在安全上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传统盟友的同盟关系，拉拢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准同盟伙伴，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增加在南海周边的军事存在，提出重点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在此背景下，东亚部分国家加紧对争议岛礁的实际控制，引发地区争端升级，海空军备竞赛初现端倪。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右倾化”加速，“历史修正主义”空前抬头，成为影响东亚和平及地区稳定的重大风险因素。尽管东亚国家前些年在东盟地区论坛及“10+3”等框架下积极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改变亚洲国际关系的性质，即从重经济、轻战略转向重战略、轻经济，“意味着亚太地区引入了战略竞争”。[2] 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区国家围绕领土等传统安全问题矛盾上升。地区国家纷纷以结盟或制衡战略并加强自身防务力量寻求安全，国家间安全互信下降，地区性合作安全建设步履维艰。
（三）地区合作领导力持续弱化
参考欧盟经验，如果中国和日本两个东亚大国能够扮演法国和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轴心”角色，那么东亚合作将会处于强有力的领导之下。但由于各种原因，力量相对弱小的“东盟”却被置于东亚合作的“驾驶员”席位上。虽然“东盟中心”的东亚合作方式能照顾各方舒适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合作进程顺利开展，但随着合作的深化和挑战的增多，东盟“小马拉大车”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不管是在合作议题和议程的设置方面，还是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方面，东盟都显得力不从心。日本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具有强烈的不适应感，其没有选择如何去自我调适，而是强化日美同盟，拉拢地区国家，试图阻遏中国崛起势头，重塑其东亚领导地位。中日钓鱼岛之争使双边关系跌入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谷底，并出现“政冷经凉”的态势。在此情况下，中日联手推动东亚合作已不现实，中国方面推动的努力亦可能面临日本更强烈的阻挠和反对。从日本方面看，在2011年决定加入TPP谈判之前，其对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还比较积极。自从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下台以后，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势头骤减，虽然仍同时参与中日韩及RCEP谈判，但已不再是东亚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公然开历史倒车，肆意恶化与中、韩的关系。
（四）地区现有合作机制亟需整合
东亚地区的复杂现实催生了各种机制齐头并进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补充，兼顾各方利益和考量，但另一方面，这种叠床架屋的格局也存在彼此竞争、效率低下的弊端。以经济合作为例，近年来东亚各种FTA层出不穷，这实际上是对WTO框架下难以达成多边贸易安排的替代之举，各种多边和双边FTA极易导致“意大利面条碗”效应而损害效率。当前东亚地区存在的多个“10+1”机制、“10+3”机制、RCEP以及中日韩合作机制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上需要整合简化以提高效率。在政治安全领域，东亚存在“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机制。各机制交互存在，虽可各自发挥独特功能，但却无法解决恶性竞争、运行成本增加等问题。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参与，使部分地区机制成为大国角逐影响力的平台，难以切实发挥推动地区合作的组织协调作用。
东亚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呼唤新的合作理念和思路来引领地区国家走出困境。在地区国家政治互信不足、大国竞争有所加剧、东盟领导力持续减弱背景下，提出全新的合作倡议或构想往往容易引起争议和质疑，而曾经指引东亚合作、暂时受到冷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仍不失为最现实的选择。
“东亚共同体”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的本义是指将东亚整合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区域合作组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国家提出关于在东亚构建区域合作组织的构想，但真正以“东亚共同体”为名提出并被地区国家普遍采纳却始自本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1997年底，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会议，启动了“10+3”合作机制。为进一步规划东亚区域合作的未来，1998年第二届“10+3”领导人会议决定成立“东亚展望小组”（EAVG）。2001年，该小组向第五届“10+3”领导人会议提交报告，建议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3] 2002年，“东亚研究小组”也提交了关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研究报告并被第六届“10+3”领导人会议采纳。2004年，第八届“10+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2005年，第九届“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分别通过了两个《吉隆坡宣言》，再次确认“东亚共同体”建设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明确“将继续以东盟与中日韩进程为主渠道”。[4] 2009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提倡“东亚共同体”建设，得到了中韩两国的积极响应。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承诺“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5] 2012年，“东亚展望小组2”在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建议在2020年前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同年召开的东盟领导人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自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的研究报告提出将“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后，这一立场在此后历次的东盟系列领导人会议上不断得到确认。这说明，“东亚共同体”构想得到了东亚主要国家的普遍认同，并已为地区国家所接受。
“东亚共同体”提出以来，东亚合作发展进程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东亚共同体”构想引领下，东亚合作采取了符合本地区多样性和差异性现实的方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各种机制齐头并进，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相互补充。
1.东盟共同体稳步推进，制定了于2015年建成的时间表。东盟共同体由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部分组成。
2.由东盟主导的“10+1”、“10+3”、RCEP、东亚峰会等机制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机制化水平逐渐提高。东盟已经同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10+1”的伙伴关系，其中中国—东盟关系是一大亮点。中国是最早同东盟启动战略对话关系、最早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最早同东盟签署自贸区协定的国家，中国—东盟关系在走过“黄金十年”后正迈向“钻石十年”。“10+3”机制基础扎实，在自贸区建设、金融、环保、非传统安全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美国推动TPP、试图主导亚太合作进程的背景下，东盟将推动地区合作的重点放到以“10+6”为基础的RCEP谈判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盟彻底放弃“10+3”的主渠道地位，只是以“10+6”覆盖了“10+3”，“10+3”机制下的既有合作成果仍将保持并进一步发展。“东亚峰会”已经从“10+6”发展到“10+8”，作为一个领导人引领的论坛机制，在沟通地区各国与域外大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中日韩合作取得较大进展。2008年以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独立于东盟系列会议的方式举行，三国已建成了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层面的会议机制。2010年，三国合作秘书处成立。2012年，三国宣布启动自贸区谈判，预定于2014年底达成协议。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合作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了域内各国的合作意愿和集体认同。区域化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两股潮流。在全球化过程中区域主义方兴未艾。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进展凸显了东亚合作的滞后，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奋起直追，通过十几年来的实践，域内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共识，即开展合作、逐步深化机制化水平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共赢之举。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都是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尽管各方参与合作的具体路径和方式有所不同，但对开展合作基本上没有异议。随着合作的扩展和深化，区域各国的共同体意识也在增强。
信息革命导致了世界的“扁平化”，东亚各国也不例外，尤其是人文、社会、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对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也贡献良多。除政府层面外，民间、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层面的交往也促生了所谓“东亚市民社会”的雏形，[6] 这对维护地区稳定大有裨益。
不可否认，“东亚共同体”建设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东亚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度较低，共同价值基础相对薄弱，有待重塑与提升。东亚各国政治制度不同，社会治理方式迥异，共同的价值基础也相对薄弱。近年来，东亚国家的合作意愿和集体认同虽有很大提升，但因各国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较大，难以实现像欧盟那样的高度文化认同感。即使东北亚国家在历史上同属“中华文化圈”，东南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度强调“东亚价值”，但对于如何使这种“本土性”的思想资源在全球化进程中与“普世价值”相对接，各方仍未形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互理解和建立互信。
2.东亚地区冷战遗留长期存在，经济议题和安全议题背离。东亚是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集中存在的地区，也是大国利益交汇的地区。东亚因冷战而导致的分裂结构并未随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彻底消除，冷战遗产和积怨依然存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仍是地区安全架构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且这种同盟体系正呈加强之势。这使东亚的安全结构和经济结构出现了背离，经济合作时常遭遇安全瓶颈的制约，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虽被提上日程，但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无从谈起，特别是一些热点问题，如朝核问题、日本侵略历史问题、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等不时激化，损害了地区各国的政治互信和国民感情。
3.“美国因素”成为牵制东亚合作的重要外部变量。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防止地区大国崛起，防止独立的排他性的地区合作，维持美国东亚事务主导权。[7] 美国对东亚合作历来持警惕和反对立场。马哈蒂尔的“东亚经济集团”构想、日本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倡议以及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在一定程度上都主要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未能落实。美国推动的TPP进程已经对东亚合作形成冲击，若TPP取得预定进展，必将在客观上起到消解“东亚共同体”的作用。
上述挑战从2010年至今共同发生作用，使“东亚共同体”构想在发展势头和实际影响上都转入了下降轨道。随着鸠山下台后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中日关系因“撞船事件”、“钓鱼岛国有化”而出现紧张，中日、韩日关系因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持续恶化，“东亚共同体”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不管是在官方声明还是在媒体报道中，“东亚共同体”一词的出现频率都比几年前大大下降，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质疑论和悲观论开始上升。观察日本在鸠山政权前后的表现，这种反差尤其明显。鸠山下台后，日本国内对“东亚共同体”的质疑声不断高涨，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推动并加入TPP成为政治主流。[8] 在中国，有学者断言“东亚共同体”已经没有可行性，过去的构想过于理想化。[9]
客观来看，“东亚共同体”构想从成形到发展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暂时遭遇挫折是很自然的现象。在合作基础较好的欧洲，尚需半个世纪的时间实现一体化，即便在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仍面临着欧债危机带来的欧元解体风险，遑论起步更低、时间更短的“东亚共同体”。“东亚共同体”势头下降并不意味着它的生命力行将完结。尽管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并没有改变，开展以“东亚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东亚合作仍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从最简单的经济理性角度来看，建设“东亚共同体”能够实现一个涵盖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的东亚共同大市场，有助于促进人员、资金、商品、服务、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产业分工，进一步巩固东亚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提升各国人民的经济福祉。除此以外，“东亚共同体”还可以发挥统领作用，避免地区各种合作机制重叠交错带来的效率低下和恶性竞争；可以约束大国博弈，防止大国关系的恶性互动；可以管控地区国家的矛盾和分歧，防止热点问题的恶性发展。因此，只要能够以适合地区情势的理念和路径予以落实，“东亚共同体”仍将可以对地区繁荣与稳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在“东亚共同体”处于低潮时，越需要保持定力，增加投入，从新的视角赋予其新的内涵，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区域合作的未来方向，也有助于提振东亚合作的士气，凝聚深化合作的正能量。自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中国在区域合作构想、周边外交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新的倡议，在理念和实践方面都有不少创新。这些创新的理念与实践对“东亚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提出中国视角下的新的理念和路径，并不是意在打上中国印记,而是要更好地契合地区政治经济现实和各国普遍关切。新理念的提出也不意味着对以往理念的否定，“和平、繁荣、进步”等理念理应得到继承。
新型地区大国与周边关系。中国新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系列构想和倡议。将二者有机结合，一种可称之为“新型地区大国与周边关系”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便浮现眼前。从历史上来看，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地区大国与周边国家都很难建立平等关系。在东亚，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中心地位，与周边国家维持着“朝贡体系”。这被视为“东方王道主义”的体现，虽然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推行的“殖民与被殖民”的“西方霸权主义”，但终究是建立在中国自居“天朝上国”而享有文化优越性的前提之上，同周边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近代以来，日本崛起后欲将东亚整合成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协同体”、“东亚联盟”、“大东亚共荣圈”等，但事实证明都是奴役亚洲各国的幌子，谈不上平等。在欧洲，老牌殖民帝国与周边国家的支配关系自不待言，即使以不谋求海外殖民地自居的美国，也通过推行“门罗主义”将拉美国家变成自己的“后院”。冷战时自诩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的苏联，却将东欧国家视为“卫星国”，这也不是平等的国家关系。如今，中国已发展为地区大国，妥善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和首要课题。如果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为了避免大国冲突的悲剧，那么“新型地区大国与周边关系”则是为了实现地区大国与周边国家政治上平等、安全上互助、经济上互利的关系，避免历史上常见的“大国支配”和“势力范围”现象。
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建议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原则，与东盟建立“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关系。[10] 在随后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落地生根”的要求。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要建立“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这是对“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概括和升华，是“利益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的结合。这就要求东亚各国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将心比心，以诚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和而不同、兼容并蓄”。[11]
“亲、诚、惠、容”相处之道。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这“四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精辟概括，也反映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12] 与之前中国周边外交“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表述相比，[13] 当前中国领导人在更概括地提出“亲、诚、惠、容”四字理念的同时，也把同周边国家一起践行中国所倡导、施行的理念与准则，作为周边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即不仅中国“首先要身体力行”，还要使这些理念“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事实上，国家间交往与人际交往一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虽然“四字箴言”更多强调的是中方对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态度，但也完全可作为地区国家间互动的准则。只有坚持“亲、诚、惠、容”的相处之道，地区各国才可能像大家庭成员一样友好相处，从而实现共同体梦想。
“东亚共同体”建设需要理念与行动的统一。在进行“顶层设计”后，还要在操作层面“摸着石头过河”，找出现实可行的路径。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各国已经在“以10+3为主渠道”、“2020年建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等问题上形成共识，但这已经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新需要。从中国视角出发，在坚持上述共识基础上补充以下三点：
1. 探索“3+（10+3）+3”一轴两翼的新路径
“一轴两翼”指的是以“10+3”机制为轴心，以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及俄罗斯（远东部分）、蒙古、朝鲜三国为两个侧翼的合作模式。从地理上来讲，“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东南亚共同体”和“东北亚共同体”的自然衔接。实践上，“东南亚共同体”为东盟定于2015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其机制化水平和进展程度高于“东北亚共同体”。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早就参与“10+6”机制，历来是日本版“东亚共同体”的想定对象，现已是RCEP的成员国，将其视为“东亚共同体”的一个侧翼理所当然。目前，东北亚地区尚未有涵盖各国的区域合作平台，尽管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图们江倡议”以及启动于2003年的“六方会谈”机制都有望发展成涵盖区域各国的机制化合作平台，但其发展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作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一部分，中日韩合作是机制化水平最高的多边合作平台，目前三国合作正朝着签署FTA的方向发展。无论将来覆盖东北亚全区域的合作机制是从“重新激活大图们江倡议”、“重启六方会谈并扩大其议题”、“深化中日韩合作再吸纳俄蒙朝”、“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区域合作机制”哪种方式来实现，纳入俄、蒙、朝三国都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俄、朝、蒙三国已经在能源、交通、旅游、跨境经济区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很多务实合作，三国都表示出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意愿，这对启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一轴两翼”模式将地区相关国家都纳入进来，体现了“东亚共同体”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与此同时，“一个轴心”与“两个侧翼”的地位又有所区别，体现了开展“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灵活性和现实性。
2．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两轮驱动”
由于经济议题与安全议题的背离，东亚合作呈现出“经济先行、安全滞后”的局面，困扰着“东亚共同体”建设。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安全合作的滞后效应和瓶颈制约日益明显。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构成部分，“安全共同体”理应与“经济共同体”齐头并进、相辅相成。这就需要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下，构建“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继续巩固和扩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成果，启动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东亚地区已经有“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和“六方会谈”两个安全合作的多边平台，因美国参与其中，很难将其直接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雏形，但安全合作可以在中国—东盟和中日韩等小多边框架内循序渐进展开。
3．中国发挥桥梁作用
从理论上讲，“10+3”机制应扮演对接“东南亚共同体”与“东北亚共同体”的角色，但在实践中，因中国在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战略定位等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发挥桥梁作用。中国版图纵贯东亚大陆南北，南部省份与东盟国家陆地相接、隔海相望，正通过互联互通项目与东盟国家连接为更加紧密的整体。2013年，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和“2+7合作框架”，包括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再次向东盟国家展示了合作共赢的诚意。可以说，中国—东盟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中国历来积极推动东北亚合作，中日韩合作在中日、日韩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逆势前行，自贸区谈判进展顺利。除此之外，在吸纳俄、蒙、朝参与地区合作问题上，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周边外交部署的进一步落实，中国在周边事务上设定议题、制定日程、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将日益增强，发挥桥梁作用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三）妥善应对两大挑战
东亚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在中国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尤其要优先处理好两大问题。
一是努力降低“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中国威胁论”是困扰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负面因素。随着中国国力继续增强、同周边国家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更加积极主动，“中国威胁论”可能进一步上升。如果中国推动建立“新型地区大国与周边关系”的效果不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防范心理加强，那么即使中国出于善意提出的合作倡议也不能得到周边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规划部署就难以落到实处。对中国来说，要消除“中国威胁论”，第一要有自我约束意识，凡是自己提出的理念、规则要自觉遵守、率先垂范；第二要推己及人，充分考虑和尊重周边国家的感受和关切，注重做事的方式方法；第三要树立正确义利观，对周边应多予少取或只予不取，努力提供更多的“地区公共产品”；第四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对于与中国有关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应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努力营造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合作氛围。在问题解决之前，要加强危机管控，防止冲突升级。当然，消除“中国威胁论”也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配合。“中国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认知问题，而不是事实，周边国家政府对中国的认知不应被民族主义情绪或域外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左右。
二是减少美国因素的干扰。“3+（10+3）+3”框架下的“东亚共同体”，并不包括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刻意排斥美国。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不挑战美国在本地区的既定利益，希望美国在东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已经在“东亚峰会”、APEC、TPP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等诸多平台参与东亚事务。“东亚共同体”建设在地域上虽然以东亚及邻近国家和地区为主，但在与域外国家合作上持开放主义，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与地区国家开展密切合作。中美应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契机，管控好两国在东亚的互动。在东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局面下，中美应加强在经济和安全上合作，降低竞争面，加大合作面，使地区国家在轻松的氛围中参与地区合作并发展与中美两国的关系，淡化二元对立色彩。
四、结语
在东亚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和抉择情况下，重振“东亚共同体”精神对推进和深化东亚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种重振不是简单重复原有的构想，而是结合新的形势特点，赋予其新的理念并探索新的路径。在这一进程中，地区各国都应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进来，发挥积极主动性，找准自身位置，发出自身声音。作为地区大国，中国应敢于担当，为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做出其独特的贡献。
建设“东亚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区域各国的共同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共同体”建设会一帆风顺。“东亚共同体”建设在过去遇到了不少问题，今后道路也将险阻且长，这就需要地区国家戮力同心，共同营造美好未来。
注释：
[1] 李向阳：“如何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第26页。
[2] 郑永年：“美国‘重返亚洲’与亚洲秩序的巨变”，《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第34页。
[3] 参见 EAVG 报告“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report2001.pdf。
[4] 参见《关于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吉隆坡宣言》，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10158/zywj_610170/t230071.shtml。
[5] 参见《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10/content_12207110.htm。
[6] 参见日本学者西川润论文“東アジア共同体のもう一つの姿——市民社会とジェンダー”，林華生編著：《アジア共同体その構想と課題》，蒼蒼社，2013年11月。
[7] 陈寒溪：“美国‘重返亚洲’对东亚合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46页。
[8] 贺平：“日本加入TPP谈判的战略意图与政策论争”，《日本学刊》，2012年第4期。
[9] 张蕴岭：“寻找推进东亚合作的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10]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04/c64094-23104126.html。
[11]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http://www.gov.cn/ldhd/2013-10/25/content_2515764.htm。
[12] 王毅：“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19页。
[13]“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详见温家宝总理在首次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