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进入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阶段。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增长动力源、培育新的增长点，是推动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这3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新常态下新的增长动力不仅存在而且潜力巨大。
着力培育新的工业增长点
苏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地将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从中长期来看，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业强国，关键也在于发现培育新的增长点。
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根本要求。当前，国际经济复苏依旧疲弱，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受内外需不振的影响，我国工业发展出现了趋势性变化，减速态势日趋明显，结构调整阵痛显现。对此，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央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把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抓细抓实。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培育新增长点。当前，工业领域孕育着许多新增长点：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颠覆性创新、跨代创新不断涌现，信息网络、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众包、电子商务、智能制造、信息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产业形态、市场业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迭明显加快。发现培育这些新增长点，实现工业平稳健康发展，是经济保持较长时期中高速增长的内在要求。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发现新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既要通过创新驱动，依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重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升级传统引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绝大部分传统产业已趋饱和，产能过剩十分突出。如能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升级，可以进一步挖掘传统产业的发展潜力，从中收获巨大的增长效应。这就需要把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结合起来，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也需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动力转换决定着增速换挡和结构优化的进程与质量。在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出口需求都发生了变化，继续走要素驱动的路子越来越难。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就必须通过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多依靠知识、信息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
着力打造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新的增长点。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任务。完成好这项任务，需要我们主动作为，形成合力。
一要在“盘活存量”上挖掘潜力，努力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科技重大基础设施等创新载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大力推进技术改造，鼓励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和工艺条件进行改造提升，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附加值。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广节能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按照“四个一批”要求，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保、安全、技术等准入条件，着力化解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过剩产能。
二要在“做大增量”上下足功夫，加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培育新增长点的主要着力点。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以重大发展需求为牵引，力争实现若干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推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打破长期以来我国跟随发展的被动局面。适应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趋势，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组织管理、营销服务等环节变革，探索和发展新型制造方式。推动产业跨界融合，特别是要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源源不断地迸发涌流。
三要在“创业创新”上释放活力，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中小企业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孕育新增长点的最佳土壤。要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服务体系。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把更多的创新资源配置给中小企业，发挥其在产业创新链和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种子作用。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鼓励社会建立面向中小企业发展的基金，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创新。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减少审批、简化流程，清理整顿涉及中小企业的收费，为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
四要在“智能制造”上寻求突破，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智能制造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把智能制造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实施智能制造工程，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生产经营全过程，推动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力发展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和系统，为推行智能制造提供关键支撑。着力创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众包、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推动在线监控诊断、电子商务、供应链金融等新业务发展。积极发展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可穿戴设备，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提高智能制造发展中数据、重要系统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水平。
五要在“价值链提升”上明确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处于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是制造业价值提升的重要方向。要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鼓励制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新业务，推动制造业向研发设计、融资租赁、工程服务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发展。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的工业设计、第三方物流、节能环保、互联网金融、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在研发设计、流程优化、市场营销、物流配送、节能降耗等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率。围绕制造业集聚发展，加快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和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发现培育新增长点的有效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肩负着发现培育新增长点的重要使命。面向新常态，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重，优化市场环境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并行，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建立一套发现培育新增长点的有效机制。
坚持创新供给与消费升级相结合。要把供给侧的创新作为培育新增长点的重要着力点，鼓励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积极研发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新产品、新服务，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要把需求端的升级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源动力，发挥好消费政策在引导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挖掘信息消费潜力，引导消费升级方向，努力激活社会潜在消费需求。
坚持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继续发挥技术创新的引擎作用，围绕智能终端、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一轮消费热点，整合相关科研计划和创新资源，加大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促进成果转化。完善鼓励商业模式创新的政策体系和支撑平台，鼓励各类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引导企业大力发展网络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服务，打造包含制造企业、服务企业、内容提供商和应用开发商的全产业链价值共赢体系。
坚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新增长点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贸易与投资协调发展。一方面发挥我国人口众多，消费市场空间广阔的优势，着力打破阻碍新兴领域成果转化和市场培育的种种壁垒，深挖国内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推动高铁装备、电力装备、工程机械等重大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节能环保、风电等新兴产业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坚持创新管理与依法行政相结合。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和各类市场主体向新兴领域拓展。为适应产业变革的趋势要求，提早制定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完善产品安全、质量、节能、环保等相关规定，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障新兴产业健康发展。
坚持政策支持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采取合理的、差别化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加大财税政策对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用好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着力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善新兴产业的金融扶持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基金进入新兴领域。推动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衔接配合，为创业创新提供更多元、更完善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由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平衡，由市场规则决定企业竞争结果，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让创新成果成为现实生产力
吕薇(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但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问题，一个主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
比如说，在市场准入方面，一些行业以企业规模大小为准入标准，导致很多中小企业难以进入；不同地区对环境、质量和安全等标准的执法力度差别较大，有些地方为保护本地企业，故意放宽执法尺度，有些地方为吸引投资采取零地价、减免税等优惠措施，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而受保护的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在宏观引导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仍习惯于把科技计划、资助项目和考核评比作为引导企业创新的主要手段，导致企业和研究机构围着政府的指挥棒转，甚至为迎合政府要求而偏离市场。在创新主体定位方面，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功能错位，大学、科研院所偏向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基础研究投入和能力不足，研究层次甚至不如一些创新型企业；技术转移机制不健全，责任不落实，成果产业化资金短缺。
因此，在实践中要紧紧抓住三个环节不放松。
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效分工协作的创新体系。创新不是为了追求技术的先进性，而应强调市场适应性。实践证明，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创新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但一定是能够适应市场需求、能够带来效益的创新。集装箱的发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发明者是美国的一位卡车司机，他在港口等待装船时产生了把散货放进大箱子的想法，正是这个念头形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彻底改变了传统运输方式，使海陆空运输一体化成为可能，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推动了全球贸易市场的发展。
企业最贴近市场，在技术选择、规模化和产业化方面具有优势，应该成为创新的主体。因此，强化企业创新的动力机制，必须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运营和竞争的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决定创新投入的方向，营造法治、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创新产品和服务开辟通道。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并不等于创新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要在企业内部完成，企业主要作为技术集成、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和市场开拓的平台。而在科学研究、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等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应充分发挥优势和作用。
打通从创意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总体看，创新链条包括创意、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化应用和开拓市场的全过程。各环节的市场化程度和风险不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不相同。在创新链的前端，研究开发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和竞争前共性技术的开发，大多是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社会效益和风险都比较大，单个项目需要的资金不多，以大学和科研机构研发为主。创新链中端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阶段，包括科研成果产业化中试和创办新技术企业等，这一阶段的市场效果尚不明显，需要资金较多、投资周期长、市场风险大，需要产学研合作。在创新链的后端，新技术产业进入成长期，市场应用前景明朗，风险较小，企业和资本市场都有投资积极性。但在现行体制下，创新链的前端政府投入较多，后端以企业投资和国内风险投资为主，中端却投入不足，成为创新链的薄弱环节。
夯实创新链的中间环节，要多管齐下。一方面是加强政府科技经费管理的统筹协调，实行需求目标导向、研究开发和示范推广一体化的管理。另一方面是发挥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充分参与的成果转化平台。同时，要引导风险投资投向新技术产业化初期的创业企业。
培育有利于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生态环境。政府要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积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制度环境。一是建立公开透明、长期稳定的激励机制，鼓励投资者进行长期技术创新投入。制定激励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减少政府点对点资助企业的优惠，形成各类技术路线和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假冒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护创新者的积极性。二是健全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针对我国风险投资容易忽略初创期小企业的状况，加强政策引导，比如，探索风险投资机构和出资人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风险投资提供更多退出渠道，政府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三是加强鼓励创新的需求政策制定，使企业不仅是创新投入的主体而且要成为收获创新成果的主体。比如，通过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市场准入等措施促进新技术的利用和推广；对节能减排等社会效益比较明显的产品和技术，建立反映资源稀缺性和外部性的价格和税收体系，促进经济效益与外部效益的一致性；进一步细化鼓励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发挥政府采购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四是改进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人是最重要的创新要素，要建立用人单位和市场评价创新人才的机制，落实股权激励机制，培育敢于探索、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向全面深化国企改革要潜力
季晓南(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亟须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能。由此，国企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其重点任务更加突出。
在产权制度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更加清晰。
在监管体制上，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标志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重点从管国有企业为主转向管国有资本为主。
在改革模式上，强调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实施分类监管。不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同的使命和职能，准确界定企业功能，就是要厘清不同国有企业的市场角色和战略定位，确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改革方向。这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将从统一模式转向分类改革和分类监管。
我们要清醒认识，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比如，关于国有经济的定位和国有企业的功能界定，这是深化国企改革实现科学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但我国国情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定位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复杂得多，除少数国有企业外，大多数国有企业兼有多种功能，准确界定存在不少困难。比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一项重大产权制度变革，面临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双方混合的积极性、民营资本投资能力与巨量国有资本的匹配、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差异、企业经营层和员工持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再比如，转换经营机制是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不解决制度机制问题，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冗员过多等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的倾向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但是，在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市场选聘和能上能下的机制涉及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员工能进能出的机制涉及企业和社会的稳定，收入能增能减和员工持股的机制涉及薪酬制度的改革，这都是直接触及广大干部群众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
解决好这些问题，既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和勇气，也要有化难为易的谋略和办法。
厘清改革思路。国企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制订好具体方案，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第一，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重大产权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第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攻克国有企业改革重点难点问题的制度性前提条件，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较强的牵引作用，同时遇到的障碍和阻力相对较小，应当成为改革的切入点。
增强改革动力。国企改革既要自上而下整体推进广聚共识,又要允许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方面大胆探索先行一步，切实增强国企负责人和广大员工自我改革的动力，充分调动各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积极性。
选准改革试点。做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制订总体方案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依赖于改革实践，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做到不等不靠，就必须选择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作为试点，先行先试，为全面推开改革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找准突破领域。深化改革在方式上要先易后难，选择能够加快推进的领域和环节先行一步，比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根据实际先从重大项目建设、调整国有股份、合理授予权限等方面入手。
强化制度配套。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必然会涉及现有的干部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投资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甚至关涉到资本市场的发展，只有同步推进相应配套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