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结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颇有些不和谐。其中最显著的是参与国在关于不平等性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以及一直缺少解决不平等性的正式政府行动计划。这反映出政策想象力的巨大失败——这个问题相当紧迫。
利益冲突其来有自。尽管国家间不平等性在降低，但国家内部不平等性在升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这一过程受长期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联合推动——包括科技进步性质的改变、“赢家通吃”投资特征的出现以及有利于富人的政治制度——并受到周期性力量的推波助澜。
在发达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政治极化阻碍了全面应对措施，也给中央银行造成了过重的政策负担。尽管货币当局比其他决策机构享受着更大的政治自主权，但它们缺少必要的工具有效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在常规时期，财政政策可以支持货币政策，扮演再分配角色就是办法之一。但这只是在常规时期。当政治僵局阻碍合理的财政应对措施时——2008年后，在五年的时间里，美国国会都没有通过年度预算，而年度预算乃是负责任的经济治理的一大要素——中央银行就被迫人为提振经济。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它们依靠近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手段刺激增长和就业创造。
这一方针不但不够完善，还有偏向于持有绝大部分金融资产的富人。与此同时，公司更加热衷于降低税单——包括通过所谓的海外避税（inversions，即将总部迁往税率较低的司法辖区）。
结果，大部分国家面临着三重不平等——收入、财富和机会——若不加以改观，三者之间将互相强化，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事实上，三重不平等除了道德、社会和政治影响外，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隐忧：不平等性并没有激励努力工作和创新，反而开始破坏经济活力、投资、就业和繁荣。
丰裕家庭花费收入和财富的比例较低，因此，不平等性的升高会带来总体消费水平的降低，从而制约已不堪总需求不足重负的经济复苏。今天的高度不平等性还阻碍了提振生产率所需要的结构性改革，也不利于修复过度负债者干瘪的钱包。
这是个危险的组合，它侵蚀社会凝聚，破坏政治效率，拉低当前GDP增长，抑制未来经济潜力。因此，令人颇感失望的是，尽管有数千位决策者、私人部门参与者和记者参与、包括了许多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不平等性问题研讨会的IMF/世界银行会议对不平等性问题心知肚明，却没有对政治日程形成重大影响。
决策者似乎认为，采取有意义的措施解决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时机未到。但等待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事实上，可以也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不平等性的升高。比如，在美国，保持政治决心有助于填补财产规划和继承方面的巨大漏洞，填补家庭和公司纳税漏洞——这两大漏洞让富人获得了巨大好处。
类似地，我们有空间取消税务对冲（taxing hedge）和以优惠税率对私募股权基金的“附带收益”征税的过时做法。住房所有权的征税和补贴办法应该进行更大的改革，特别是对最高价格水平的房产。提高最低工资也是强有力的办法。
平心而论，这些措施只能略微降低不平等性，尽管这非常重要也可以轻松看到。要深化效果，必须采取更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立场，树立明确复兴和重新设计结构性改革措施、提振总需求、消除债务积压的目标。这一方针将减轻目前央行所承担的巨大的政策负担。
对不平等性的全球关注应该转变为集体行动。一些措施可以直接降低不平等性，另一些措施则针对不平等性背后的因素。合在一起，它们可以极大地助益于减轻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经济和社会福祉的巨大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