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转型并非新鲜事。但是，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这些转型的速度和规模显著增加。在未来几十年中，这一趋势还会加强，巨大的动荡可能也随之而至。
20多年前，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结果联合国安理会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萨达姆拒绝接受这一决议，于是34个国家组成联军支持美国所领导的被称为“沙漠风暴行动”的空中打击，将萨达姆军队逐出了科威特。
这是1991年，苏联已经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今时已不同往日，如今国际社会对于类似的领土入侵反应一片混乱就是明证。
以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入侵和吞并克里米亚为例。尽管该行动明显侵犯了乌克兰领土完整，但仍有11个国家反对联合国谴责该行动的决议，另有58个国家——包括所有非西方强国——弃权。显然，全球实力平衡已经改变。
在国际政治中，感觉很重要——有时甚至比现实还要重要。今天的感觉是美国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欧洲走向衰落；一系列新强国正在崛起，它们的独特世界观正在左右全球事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是件好事。更多不同角度可以丰富多边进程，为全球问题创造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但这一多极动态也带来了动荡。尽管世界变得日益互联，但挑战也不再限于国界甚至地区边界，强国越来越不愿承担全球责任。更糟糕的是，由于它们常常不愿意迁就彼此的利益，出现僵局甚至冲突的可能也越来越大。
强大、高效、包容的多边机构可以在对抗动荡、促成合作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但如果没有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政治意愿，那么即使是设计最合理的结构也无济于事。为了取得进展，各国必须学会在捍卫自身原则的同时尊重他国利益——并且永远不要忽视共同利益和目标。
没有这样一套统一的方针，地缘政治稳定就会收到削弱。比如，乌克兰自1991年以来就一直是独立国家，并且充分融入了国际体系，它在1994年放弃了核武器，并且主持过 三次联合国大会。但是，国际社会没有对俄罗斯的入侵采取充分响应，导致乌克兰倒退回了黑暗的过去。我们希望最近通过的明斯克协议（Minsk Protocol，由包括停火和经济复苏计划在内的12项内容组成）能成功地解决这场冲突。
如论如何，国际稳定被妥协所牺牲——更多潜在动荡因素还在发展。在发达世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欧洲政治也在经历可能的重大转型，新欧盟委员会即将开始运转，它面对的将是欧盟成员国民族主义日益得势的不利局面。
两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执政的领导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这两个国家在各自地区都制造了动荡。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国就卷入了与多个邻国的领土纠纷，最令人瞩目的是东海和南海纠纷。
此外，俄罗斯和中国也在多边机构中阻击传统西方主宰。它们与巴西、印度和南非（所谓金砖国家）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开发银行，之所以要如此，部分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没有履行其2010年调整投票权以反映全球经济实力平衡的承诺。（在2010年该做出该承诺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前，中国的投票权与比利时相当。）
所有这些围绕世界新兴和传统超级大国的不确定性阻挠了解决中东安全挑战的努力，不管是以巴之间的持续冲突、阿拉伯之春的残局，还是伊斯兰国所带来的新的重大威胁。与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不是由相对较小的部分组成的脆弱的网络；而是一个类似于国家的领土实体，其势力范围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土。世界其他地区似乎对如何阻止其野蛮推进束手无策。
美国急匆匆地建立了一个由近30个国家（包括十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的令人困惑的联盟。该联盟如何管理、会带来什么结果仍有待观察。
在这方面，欧盟可以助一臂之力。事实上，在2011年干预利比亚期间美国首次采用了所谓的“幕后领导”时，欧洲国家就被迫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欧盟不应该把利比亚干预视为例外，而应该认识到加强其在捍卫全球安全中的角色的必要性——不仅仅是捍卫其自身获得繁荣稳定周边环境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欧盟决定推迟实施乌克兰入盟协议以创造与俄罗斯达成共识的空间是一个积极信号。
在多极世界中，世界观大不相同的行动方必须合作推进其在安全、稳定和繁荣方面的共同利益。全球各强国应该认识到实现建设性合作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