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有学者说，“所有的国际关系都是跨文化关系”。[1]在公共外交研究领域，文化更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变量。有学者提出，“要实现公共外交长期阶段的策略目标，最适合的外交工具之一便是文化外交”。[2]与传统外交不同，公共外交的实施对象从宏观层面的国家转向中微观层面的公众个体或个体集合体，跨文化交流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就显得更为重要。
所谓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3]国际交往与国内交往是跨文化交流的两种主要形式。在国际交往活动中，公共外交始终处于跨文化交流的情境之中，有效的公共外交必定是熟悉跨文化交流规律的公共外交。因此，在国际传播意义上，公共外交可以说是一国政府面向外国公众的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旨在塑造该国在外国公众中的国家形象，以便更好地面向外国政府和公众实施该国的外交政策。作为一种影响国家间、公众间交流的潜在力量，文化在公共外交领域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研究。[4]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许多颇具吸引力的文化现象、文化事物和文化记忆。作为历史遗产与独特资源，印度文化正被逐渐运用于政府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并结合现代媒介的传播途径，转换成印度的软实力资源用以服务公共外交，印度公共外交因而呈现出鲜明的文化传播特征。结合印度公共外交政策对其文化传播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寻找跨文化交流与公共外交的学理关联，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样本意义。
印度独立后，由于国力偏弱，一直在寻求继承甘地的政治观念和外交遗产，通过增强文化等软实力方式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冷战期间，印度较为成功地通过对“非暴力不合作”等政治文化的弘扬参与了世界反殖运动，同时以“不结盟运动”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印度学习并运用了英国的公共外交模式，其主要包括三部分，即加强文化学术联系、进行科学研究交流、建立面向外国公众的国有媒体。[5]这三部分内容都与文化传播的导向、途径及媒介密切相关。由于在外交和传播中长期主打文化牌，印度和韩国相似，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外交的大国。在吸纳传统文化传播经验的基础上，印度逐渐培养文化软实力并应用于当代公共外交之中。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与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作为实现国家软实力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文化传播在印度对外交往中的作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突出。
印度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产生于全球公共外交事业全面勃兴的阶段。此时欧美国家的公共外交工作已经十分成熟，同时“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都通过公共外交来影响外国公众意见并对其表现出极大兴趣”。[6]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传播媒介的蓬勃发展和印度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印度逐渐意识到传统公共外交的不足，并提出新公共外交政策。印度新公共外交的直接驱动力来自改善印度国家形象的需求。200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面向澳大利亚、韩国、美国等国家公众就“印度崛起对于全球发展来说是否受欢迎”进行民调，结果显示：除了澳大利亚有64%的受访者认为印度值得信赖并且会成为全球事务中的积极力量，其他国家大部分受访者均对印度崛起持负面态度（其中美国占比69%，韩国占比71%）。美国和韩国受访者还对军事力量日渐强大的印度表示担忧。[7]2010年12月，时任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在印度外交部“信息时代的公共外交会议”开幕致辞中说：“我们传统上总是以十分保守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而任凭那些负面的消息占据着广阔的外交空间。从公共外交的立场来看，我们很有必要对我国的正面形象进行可信的、引人入胜的宣传。”[8]随着印度新外交政策逐渐展开，文化传播作为新公共外交的形式、内容和渠道被印度政府更为频繁地运用。
为国际大潮流和自身需求所驱动，印度政府对公共外交日益重视，公共外交的战略部署近年来逐渐被相关部门提上议事日程。2006年5月，印度外交部正式建立公共外交司（The 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主要参照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模式，“通过使智库、高校、媒体和学者更加细致地了解政府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的外交立场，引导他们为公共外交服务，从而使印度获得与其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相符的国际形象”，[9]提升文化软实力。印度政府也逐渐明确了对公共外交的政策认知，在《印度政府2012-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专门提到公共外交，即“在印度外交部主导下，组织研究印度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与印度国内外卓越的智库对话，推广印度语言，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印度的海外影响”。[10]除了印度外交部之外，印度信息广播部、文化部、旅游局等政府部门也独立承担或采取部门间合作的方式进行公共外交工作，协同印度外交部实现公共外交目标。如印度新闻广播部“通过负责大众媒介、电影、广播节目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并代表印度政府与外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联系，为印度运用新媒介展开公共外交作出了巨大贡献”。[11]印度政府通过学术交流、智库对话、语言与信息传播、影视文化产品、广播电视节目、社交媒介沟通等文化传播方式，以及协调包括文化、信息部门在内的多部门合作，不断推进其新公共外交政策。
应该说，当前印度新公共外交既有对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继承，又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传播特征：从受众看，印度新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有鲜明的对象性，尤其强调面向印度移民众多的西方国家、周边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从媒介看，印度新公共外交强调以新的媒介工具尤其是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网络工具而不是传统的广播、电视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进而影响目标受众；从政策制定过程看，“印度政府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寻求与国内外学者、专家、智库及教育机构的联系，努力扩大与新德里之外的政治、外交精英对话，从而使公共外交政策更为科学并富有成效”，[12]可见其文化传播更为广泛而有效。通过文化传播，印度公共外交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效，表现为“印度文化中心”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海外赴印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印度“宝莱坞”电影在全球范围流行等。
印度政府不仅提出了新的公共外交政策，同时也采取多种方式将印度丰富的文化资源运用到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印度公共外交中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得到客观呈现，主要表现在印度公共外交机构设置、公共外交实践以及运用传统媒介、新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等方面。
首先，印度公共外交机构的设置呈现出鲜明文化特质。印度外交部在印度公共外交机构设置中，有专门制定、实施印度对外文化关系的官方机构——建立于1950年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The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ICCR）。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学术交流项目，以及邀请印度艺术界知名人士面向外国公众进行富有印度传统的舞蹈、音乐表演等。印度文化中心是印度政府支持下的另一个重要的公共外交机构，其主要通过邀请国外公众参观印度文化展览、观看印度电影、教授瑜伽等方式来促进外国公众对印度的了解，以及加快印度形象的改善。截止到2011年，全球已有37个印度文化中心和7个在建的印度文化中心。[13]同时，随着印度公共外交越来越被要求承担起向国内民众宣讲政府政策、印度文化及培养“公民外交官”的责任，“公民外交”及“国内公共外交”的需求与日俱增。[14]许多面向国内公众的印度文化机构也逐渐参与到印度的公共外交之中，从而使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意蕴更加鲜明。如新印度教公益组织（Bochasanwasi Shri Akshar Purushottam Swaminarayan Sanstha，BAPS）已在全球建立了超过3850个中心。该组织通过社会公益服务、建造佛塔并吸引外国公众到BAPS中心参观等多种方式宣扬印度教的精神实践，展示印度文化，培养外国公众对印度文化的持久兴趣和关注。
其次，印度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充分渗透了文化元素的传播。印度在近些年的公共外交实践中着力于印度语言、印度文学、社会生活、教育交流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运用。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国家，其多语言环境促进了印度文化的丰富性。第八版印度宪法确定了18种印度主要语言。[15]1991年印度政府认定印度有大约1576种方言。[16]2001年印度政府认定印度有大约234种方言。[17]语言传播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方言则是文化传播的一种独特载体。印度政府通过推行方言等语言传播活动实施公共外交，影响印度语流通国家、有众多印度裔公众的国家，以及海外的印度语公众。印度政府十分注重以北印度语（Hindi）为代表的印度语言推广工作，在《印度政府2012-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政府组织海外印度语的推广和宣传项目”。[18]印度方言以印地语为主。1975年1月，首届“世界印地语会议”在印度那格浦尔市召开，迄今为止举办了九届。印度政府直接支持该会议，通过组织印地语学者、作家和文学奖获奖得主参加会议，不仅直接影响到毛里求斯、苏里南、南非等印地语流通的国家，而且增强了印地语在世界的影响力。
印度文学以小说、诗歌、短篇故事、神话传说为主要表现形式。近年来，印度政府在公共外交中越来越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合作，共同促进印度文学和印度经典的国内外研究，扩大印度文学的全球影响力。2010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印度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imited）向哈佛大学及其出版社捐赠了520万美元，主要用于发行一系列称之为“莫西（Murthy）印度古典图书馆”的出版物。通过把梵文、波斯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卡纳达语、旁遮普语和其他印度语言创作的印度文学作品翻译为英文，印度政府希望为印度的经典文学作品赢得全球读者，从而让海外公众更好地认识印度。古印度有着大量以神话传说为体裁的文学资源，到如今都转化成了印度公共外交中在儿童文学方面推广的潜力。例如，名为“博尔赫·艾尔的苦行僧”（the Burhi Aair Xadhu）的传说故事在全球产生的影响力不亚于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19]且这种影响力相当长远。
印度通常在公共外交中利用本国与别国相近的社会生活文化来创造轻松而又使人亲近的外交氛围，有时甚或用于缓解印度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局势。由于社会生活文化在普通公众中感知度较高并长期积累，此类文化元素被运用于与印度文化相似度较高的周边国家，或是与印度有文化联系的国家。举例说，由印度政府推动的“印度掠影”作为“2014中印友好交流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在中国12个城市展开，通过印度艺术表演、艺术展览、美食节、电影节等多种方式，旨在加深中国公众对印度的了解并进一步促进民间交流。又比如，印度别具特色的板球运动在南亚次大陆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公共外交领域就曾出现过“板球外交”。即使2008年孟买连环恐怖袭击后印巴关系跌入冰点，印度仍未中断与巴基斯坦的板球交流。此外，印度还利用社会生活的文化联系，面向外国公众提供相关工作岗位。例如，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在职业规划中将自己的工作地点选为印度，他们都梦想着在印度获得财富。巴基斯坦歌手拉哈特·法塔赫（Rahat Fateh Ali Khan）定期在宝莱坞工作，巴基斯坦的许多作家在印度出版自己的书籍。由一家印度建筑公司赞助的印度DSC文学奖2011年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小说家H.M.拉克维（H.M.Naqvi）。[20]在社会生活领域采取开放的移民、就业政策，不仅能塑造一批潜在的支持印度政府的“公民外交官”，同时也能丰富印度自身的社会生活文化，降低印度政府较为敏感的“伊斯兰文化渗透”（Denting the Islamist Onslaught），[21]提升印度的文化安全。
在教育领域，印度尤其注重与美国高等教育的交流，并已与美国相关部门合作举办过两届“美国-印度高等教育会议”。印度政府试图通过与美国的教育合作来鼓励美国学生赴印度留学，并鼓励美印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印度政府承诺对国内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争取建成一个像美国“常春藤”那样的教育联盟，以此来鼓励美国学生赴印度就读，继而在全球范围内改善印度高等教育的声誉并吸引更多海外学生；同时印度政府还邀请美国知名学府在印度建立校区。[22]印度通过与他国交换留学生，将海外学生置于印度本土的文化环境中，培养国外精英阶层对印度文化的记忆感知，使之逐渐在价值取向乃至政治观念上“亲印度化”。
再次，印度政府注重挖掘传统媒介在公共外交中的文化传播功能。印度信息广播部通过控制全印广播电台和印度国家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机构，通过发展印度电影产业、印度电影进出口、组织开展电影文化节、代表印度政府发布国家形象宣传片等途径，向外国公众传播印度文化。以全印广播电台为例，其目前通过大功率短波广播，用16种非印度语言向其他国家播报新闻。全印广播电台节目传输采取了短波、网络、移动设备终端、社交媒介如推特主页链接等多种方式，还建立了专门的对外服务部门，通过播放文化类节目介绍印度政府政策并塑造印度正面形象，尤其强调通过这些节目影响海外印度裔移民。
印度公共外交媒介应用的突出特点在于印度善于运用声音、图像、文字三者结合的方式传播文化元素。在海外播出充分展现印度文化的电视剧、动画片、宣传片、电影等多种题材作品，成为印度公共外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近年来中国引进的印度电视剧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了《奇迹》、《发际红》、《四女奇缘》等三部以印度社会生活文化为题材的电视剧并取得了较高收视率。印度还通过对外输出动画片将本国的文化元素作用于新一代海外公众，从而获得长远影响力。印度动画片主要以其丰富的古代传说故事为素材，配上印度传统音乐，宣扬印度文化的包容性。[23]2008年12月，印度推出国家形象宣传片《不可思议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并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引起广泛关注。该宣传片紧紧围绕对印度文化的推广和印度形象的塑造，包含了印度的宗教、价值观、旅游、时尚、音乐、建筑等多种文化元素。截至2014年4月15日，该宣传片在视频网站优酷上已经累计播放16339次，而在视频网站优图（YouTube）上已累计播放113016次。[24]
印度借助电影产业发达的优势，充分利用电影媒介进行文化元素传播，甚至明确提出以印度电影工业基地命名的“宝莱坞外交（Bollywood Diplomacy）”：2008年6月12日，印度总理辛格提出“要在对外政策中赋予宝莱坞全新的角色”。辛格说：“文化关系、印度电影产业、宝莱坞……我发现无论我是去中东还是去非洲，人们都会谈论印度电影。”[25]以电影为媒介的公共外交传播方式得到了印度外交部的支持，比如，印度外交部公共外交司与印度唱片出版公司RPG合作推出了一张包含从1946年到2006年印度经典电影音乐的CD。[26]印度利用电影媒介推动文化外交较为成功，就连巴基斯坦也逐渐向印度开放了电影市场。
最后，在改善国家形象的文化传播努力中，除了传统媒体，印度政府也很重视新媒介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印度外交部公共外交司成立后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网络2.0时代的推进，在欧美国家的带动下印度开始运用社交网络等新媒介开展公共外交。2010年7月8日，印度外交部在推特平台上发表了第一篇“推文”，[27]此后印度外交部还在优图上发布视频、在Flicker上发布多组图片以及创建脸书的公共主页。印度公共外交的这些努力统一于印度“政府2.0”（Gov2.0）的计划之中。由于印度外交部公共外交司对社交媒体颇有成效的运用，该部门还获得了2011年“政府2.0奖”（Gov2.in Award- 2011）和2012年的“印度拉特纳网络奖”（Web Ratna Awards）。在“政府2.0奖”的颁奖讨论会上，奖项委员会的联合秘书娜薇迪普·苏瑞（Navdeep Suri）指出，印度公共外交司通过对社交媒体更为高效的利用，使印度外交部能够及时回应外国公众关心的问题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她还举例说，印度公民从利比亚撤离期间，外交部长和公共外交司因其对推特平台的有效运用获得了很好的评价。[28]新当选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重视新媒介的运用，几乎每天都进行个人推特的更新。印度外交部门还注重与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共同推动新媒介的有效传播。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媒体研究中心的协同下，印度外交部举办了第一场“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会议，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进行对话。[29]截至2014年6月5日，印度公共外交机构、印度官员在推特上的账号总计大概有130个，其中最活跃最受欢迎的是印度新总理莫迪的帐号(@Narendra Modi),有471万人关注。同时，印度国内的社交网络迅速发展并与外国竞争者相抗衡，规模较大的如worldfloat网站，截至2013年8月已有超过2000万用户。根据2014年5月16日的查询,在法新社“数字化外交效率评级”平台上，基于151个国家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官在社交媒介上的活跃度、粉丝数、被转发数等指标，印度排名第5。[30]这表明印度新媒体外交取得了较大进展且存在很大潜力。
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策略仍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印度运用文化元素的公共外交努力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传播的实际收益。2013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对25个国家的2.6万人进行随机访谈，要求他们对16个国家进行形象排名。结果显示，印度排在第12位，有35%的人对其持负面态度，并且持负面态度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持正面态度的人数。[31]德国GFK市场研究公司对来自20个不同国家的20445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在该公司发布的2013年“安霍尔特（Anholt）国家品牌指数”排名中，印度整体品牌指数排名（Overal Brand Ranking）为第31位，相较于2012年下降了4位。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内部驱动力相对不足，使得印度公共外交呈现出相机抉择的特征，其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相对缺失。印度虽然在甘地时期就已具备公共外交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政府真正把公共外交作为整体性的战略和制度设计。在印度公共外交中，“文化外交”、“文化传播”、“国家品牌”等若干概念都源于国外，比如中国。中国的崛起是印度寻求构建公共外交能力的主要动因之一，中国的“魅力攻势”已经引起了印度国内极大的焦虑，很多印度人都呼吁政府立刻采取相关行动。很多印度人和外国观察者都认为，印度虽然有着比中国更好的国家品牌，如宝莱坞电影、信息技术产业等，但印度外交部门做得太少了，把广阔的空间都让给了有更多资金投入、更加有组织性的中国。[32]印度的新公共外交政策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指向中国崛起的“战略对冲”，包括对中国的模仿、平衡、参与三方面。[33]此外，作为印度外交部支持的公共外交部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近年来对改善印度形象并没有起到突出作用，原因之一就是印度政府为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组织文化活动所划拨经费的动力不强。印度政府2006年对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资金预算为1330万美元。无论是与公共外交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相比，还是与同期印度其他政府部门相比，这一预算明显偏低。[34]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在外交部工作中优先级较低，直接导致“印度公共外交中的文化元素没有被充分利用，公共外交变得古板和枯燥，对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持续不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35]
其二，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呈现分裂性特征。一方面是印度国家文化与地区文化的分裂。长期以来，由于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特点，印度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印度公共外交以“国家文化”为口径尝试做“统一”的文化传播，而事实上却传播着未经统一的地域文化，故而在传播中难以自洽、丧失权威并造成文化资源的流失。例如，印度文学在古代虽曾有过辉煌时期，但以小说、诗歌、短篇故事、神话传说为主要载体的印度古代文学大多具有地域特点。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改编版本，因此较难以统一的文化形式呈现在外国公众面前。另一方面是精英文化与公众文化的分裂。有学者指出：“印度公共外交中文化元素的顶层设计更多针对别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而不是面向大众，不是真正意义的‘公共外交’。国外精英阶层相对于公众对印度有更好的整体感知。”[36]印度新公共外交政策主要是由印度政府机构中学历较高、见闻较广甚至有海外学习生活经历的精英阶层发起，因而公共外交传播内容也由政府精英来选取、策划，打上了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烙印。印度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虽然在印度公共外交中有所体现，但却无法成为主流，甚或成为印度公共外交中被浪费的文化资源。例如，虽然印度有18种主要语言，但目前，在教育、科技、新闻出版、行政等领域唯一通用的是英语，英语是实际的国语。英语将印度分隔成两个世界：一个是懂英语的知识精英和领导阶层的世界，另一个是不懂英语的多数人民大众的本土世界。[37]由于历史惯性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印度精英与大众之间已经形成了较大文化鸿沟，并已传导到公共外交领域。虽然印度精英阶层利用英语、电影等主流文化元素对传播内容进行包装以便印度文化更容易被接受，但印度的公共外交无形中演变成印度精英与国外精英的交流，而这恰恰违背了公共外交面向外国普通公众的初衷。
四、余论
在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公共外交中，文化传播都被放在显著位置。一位美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指出：“文化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公共外交中的其他努力从效果上看都是短期的，但对文化元素的投入却能取得长远效果。”[38]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印度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培养自身的软实力，并应用于当代印度公共外交中。印度有着很多国家无可比拟的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在语言、文学、影视、宗教等多个方面均呈现出独具魅力的文化元素。随着印度自身综合国力提高和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印度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文化元素策略性地运用于公共外交。不过，印度公共外交在文化传播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其进一步发展很可能会遭遇瓶颈。
迄今，在印度公共外交的制度设计中，已经出现诸如“品牌印度”（Brand India）之类的国家品牌推广战略，但印度通常将其运用于对外经济交往而非全面的公共外交领域。长期以来，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运用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以及海外印裔人士，而在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则主要通过经贸往来、经济援助来推动国家形象改善。克里斯丁·邦德在《文化外交》一书中指出：“全球大多数人已对印度文化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这方面信息也特别容易获取。相反，外国公众更为关心现代印度社会和政策。”[39]印度的“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业已存在于大多数外国公众对印度的印象与感知中，而印度公共外交利用文化资源进行的诸多努力也只不过是在不断强化这种业已形成的印象，并不能在实质上对印度国家形象的改善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跨文化交流的双方或多方拥有不同的文化感知、信息交流的符号系统，这些差异足以决定、影响或改变公共外交事件的效果。公众的文化背景决定其看待其他文化的方式以及互动的形式。同一文化背景的公众之间，很少存在文化的差异感知，交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之间，传播所借助的符号组合、规范、意义都存在差别，交流的误解和障碍也普遍存在。此时“文化”之于“公共外交”便具备了相当重要的意义，文化通过深刻、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外国公众的认知从而深度影响国际舆论。印度致力于打造文化精品、广泛传播印度文化，其用以改善国家形象的努力值得借鉴，但其更多注重单向传播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也容易为人诟病。在公共外交上升为世界多国战略的今天，一国公共外交实施者若能充分考虑跨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变通性，能够换位思考去熟悉对方的文化，掌握对方文化符号组合的规范和意义，就能在世界公共外交大棋盘上占据主动，使自身的文化率先影响对方，甚或更深地影响并改变对方。与此同时，重视双向沟通的新型公共外交也将引领着跨文化交流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发展。
注：
[1]Akira Iriye,“Cultural Relations and Policies,”Encyclopedia of the New American Nation,http://www.americanforeignrelations.com/A-D/Cultural-Relations-and-Policies.html.（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2]Eytan Gilboa,“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6,March 2008,pp.55-77.
[3][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闵惠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4]R.S.Zaharna,“The Cultural Awakening in Public Diplomacy,”CPD Perspectives On Public Diplomacy,April 2012,p.7.
[5]Ian Hall,“India’s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Action,”Asian Survey,Vol.52,No.6,pp.1098-1099.
[6]Ian Hall & Frank Smith,“The Struggle for Soft Power in Asia:Public Diplomacy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Asian Security,September 2013.
[7]Global Views 2006 Tea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Results of a 2006 Multination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http://www.amicc.org/docs/GlobalViews06Final.pdf.（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8]Somanahalli Mallaiah Krishna,“Address by Foreign Secretary on Inaugural Session of Conference on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December 10,2010,http:// www.mea.gov.in.(上网时间：2014年3月13日)
[9]“India Launches Public Diplomacy Office,”The Times of India,May 5,2006.
[10]Indian Prime Minister’s Office,“Report to the People 2012-2013,”http://pmindia.gov.in/report_to_people/2012-2013/report_PMO_English.pdf.(上网时间：2014年3月22日)
[11]Ritam Bhara,“On Indian Public Diplomacy,”April 30,2013,http://www.e-ir.info/2013/04/30/on-indian-public-diplomacy.（上网时间：2014年4月2日）
[12]Ian Hall,“India’s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Action,”p.1090.
[13]“ICCR Annual Report 2010-2011,”http://www.iccrindia.net/iccr-annualreport-2010-11/Annexure%202%20(Indian%20Cultural%20Centres%20Abroad).pdf.（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14]APDS Bloggers,“Back to Basics:Public Diplomacy and Indian Heritage,”CPD Blog,November 29,2011,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india-blog-series-back-basics-public-diplomacy-and-indian-heritage.(上网时间：2014年3月23日)
[15]该数据由课题组网络查询后经印度驻华大使馆确认。印度宪法只有一个版本，只是中间有许多修正案。
[16]Madhurjya Kotoky,“Indian’s Regional Literature in Popular Culture,”CPD Blog,October 26,2011,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上网时间：2014年3月23日）
[17]“人类文化传承离不开各民族语言”，2013年2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3-02/21/c_124369619.htm。（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18]Indian Prime Minister’s Office,“Report to the People 2012-2013,”http://pmindia.gov.in/report_to_people/2012-2013/report_PMO_English.pdf.（上网时间：2014年3月22日）
[19]Madhurjya Kotoky,“Indian’s Regional Literature in Popular Culture,”CPD Blog,October 26,2011,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indias_regional_literature_in_popular_culture.（上网时间：2014年3月23日）
[20]Sadanand Dhume,“Beyond Cricket Diplomacy,”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8,2011.
[21]Ibid.
[22]Aparajitha Vadlamannati,“Public Diplomacy:An Education,”CPD Blog,October 28,2011,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上网时间：2014年3月23日）
[23]Maya Babla,“Sesame Workshop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Citizen Diplomacy,”CPD Blog,November 7,2011,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india-blog-series-sesame-workshop-and-new-generation-citizen-diplomats.（上网时间：2014年3月23日）
[24]数据来自于视频网站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1OTI0MDg0.html；视频网站优图（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WeBVBqo2c。（上网时间：2014年4月15日）
[25]“Bollywood to be Important Tool of India’s Diplomacy,”June 12,2008,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8-06/12/content_8354544.htm.（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26]Saubhadra Chatterji,“Indian Diplomacy Tunes into Bollywood Hits,”Business Standard,May 12,2008,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economy-policy/now-govt-takes-on-states-over-nrega-108051201019_1.html.（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27]印度外交部的“推特”帐号是“@IndianDiplomacy”，该“推特”发布的第一条内容是宣布印度外交部官方刊物“Indian Perspectives”的发行。截至2014年4月13日17时35分，该“推特”总共发布4655条推文，总共拥有157035名关注者。
[28]K.Abhay,“Gov2.0 Award for 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http://theviewspaper.net/ministry-of-external-affairs/.（上网时间:2014年4月14日）
[29]Ian Hall,“India’s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Action,”pp.1089-1090.
[30]数据来源：AFP“数字化外交效率评级”平台,http://ediplomacy.afp.com/#!/countries。（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31]“BBC Poll:Germany Most Popular Country in the World,”May 23,2013,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2624104.（上网时间：2014年4月13日）
[32]Ian Hall,“India’s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Action,”pp.1093-1094.
[33]Sujit Dutta,“Managing and Engaging Rising China:India’s Evolving Posture,”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2011.
[34]Simon Mark,“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Canada,New Zealand and India,”https://researchspace.auckland.ac.nz/bitstream/handle/2292/2943/02whole.pdf?sequence=9.（上网时间：2014年3月23日）
[35]Simon Mark,“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Canada,New Zealand and India,”https://researchspace.auckland.ac.nz/bitstream/handle/2292/2943/02whole.pdf?sequence=9.（上网时间：2014年3月23日）
[36]Ian Hall,“India’s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Action,”p.1109.
[37]郁龙余等：《印度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38]Helena Kane Finn,“U.S.Cultural Diplomacy in Turkey,”http://www.cfr.org/world/us-cultural-diplomacy-turkey/p5285.（上网时间：2014年4月10日）
[39]Kirsten Bound,Rachel Briggs,John Holden and Samuel Jones,“Cultural Diplomacy,”Demos,2007,p.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