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运行出现明显分化，美国经济率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也日趋复杂，国际原油、铁矿石和其他非农大宗商品的价格急速走低，世界迎来了20年来最为难得“正向供应冲击”。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和各项改革的有序起步，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时期。作为“正向供应冲击”的主要受益国，我国应加速推进改革，优化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
分析4季度，在国别经济分化的同时，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重大变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影响，打开了极为罕见的“正向供给冲击”窗口。
供给冲击往往是指由于经济要素或是资源价格的突然的、大幅度的、长期的变化而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一般来说，能够带来经济运行成本下降的，称为正向供给冲击，包括原材料和重要投入品的价格持续大幅度的下降、具有系统性的技术和模式创新带来的运行成本下降、普遍而大幅度的减税等。当前正处于“正向供给冲击”的典型阶段，其主要表现是：
1、国际原油价格和重要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度下降是第一个重要表现。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幅度的走低，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NYMEX2月原油期货交易价格的走势为例，至12月31日收跌0.85美元至53.27美元/桶，使得2014年累计下跌46%，创六年来最大年度跌幅。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幅度的走低，给成品油价格、电力等二次能源和重要化工原材料的价格走低创造了条件。以美国为例，12月末的成品油价格约为2.65美元/加仑，约合每升4.3元人民币左右，较9月末的降幅超过了60美分，降幅高达18.5%，为美国消费者约节约成本约达500亿美元。在能源之外，重要的初级产品如铁矿石、铜矿等资源价格也保持在历史的低位。2014年末，世界铁矿石价格的风向标的普氏指数跌至70美元/吨左右，而2014年初的水平则为134.5美元/吨，降幅高达48%。
2、物流体系创新和流通市场重组带来的成本节约和市场放大是第二个重要表现。一是物联网革命带来了物流成本的快速下降和物流体系的优化调整。物联网革命在四个方面优化了物流体系并带来了成本的节约和效率的提升。二是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的发展带来销售渠道的整合和成本节约。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销售渠道的组织方式，“批发商——零售商——终端零售商”的长链条被极大的压缩成了“批发商——终端零售商”短链条，借助高效而低成本的物流体系，保证了生产商——批发商——终端零售商——消费者之间的商品链和价值链的稳定，并给予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
3、政府生产性税收的减让是“正向供给冲击”的第三根支柱。2014年，随着经济复苏形势的变化，美、欧、日等国家开始对企业的生产性税收进行调整和减让。日本在将消费税提高到8%的同时，将企业所得税由35%的税率水平下调至30%，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和降低企业负担；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计划，将在财政形势不断改善的同时，适当下调企业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水平，计划由35%下调至28%，当前正在税制改革的进程之中。中国也正在进行税制改革。其中，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的本质是减税性质的税制调整，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也将在未来发挥减税效果，4季度国务院出台的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安排，也在实施效果上起到了类似于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政策目标。
“正向供给冲击”的动力影响则比较复杂，总体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同时，还改变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优势，调整了增加值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也给产业分工细化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动力。
1、“正向供给冲击”对增加值分布结构的影响。正向供给冲击所产生的增加值分布共包括采掘业、流通市场、制造业、服务业和消费者等多个环节。将增加值的分布情况进行分解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增加值主要集中于流通环节，将会使得“正向供给冲击”的产出扩张效果被大幅度抵销，正向冲击的贡献有限，构成流通环节的包括运输体系、分销体系和定价系统；二是增加值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环节，大量低成本原材料会进入制造业，从而形成制造业的高积累的局面，在合理的政策促进下，有利于形成产业分工细化的良好局面；三是增加值主要集中于服务业环节，制造业和市场都保持高效运行的状态，但未能获得增加值直接积累的好处，服务业获得增加值后，将转向提升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率，并推进服务业分工发展；四是增加值转变为消费者福利，消费者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投资，为经济发展提供较为稳定的支撑，尽管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的漏损较大，但却把正向冲击的成果直接落到了消费者身上，是以人为本的重要表现。
2、“正向供给冲击”对国际比较优势格局和分工体系的影响。正向供给冲击所带来的制造业、服务业成本下降和产出扩大的情况，受到各国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各不相同，从而使不同产业间原有的成本水平发生改变，进而导致比较优势格局的重组。在比较优势调整之外，“正向供给冲击”还将动态影响国际分工体系。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低能源价格，良好的市场体系和高效的定价能力都使得美国可以占据最多的正向供给冲击的利益。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产业链条开始延伸，并对欧盟和日本的部分产业形成替代和竞争。国际“正向供给冲击”成为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改变的难得契机，发展中国家要把握机遇、大胆施为，以追求生产者剩余为优先战略目标，以提升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首要战略目的。
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大国，而约有60%的原油、10%的煤炭、70%的铁矿石都依赖于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巨大。根据2014年4季度的原油、煤炭和铁矿石价格及其进口量进行核算，当期可节省生产成本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约占同期GDP的1.4%。这一成本下降，大约相当于同期制造业职工工资增长规模的2倍，完全可以抵销劳动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物流体系的创新和流通市场的重构对我国的影响巨大，我国经济运行成本的30%来自于物流和流通成本，电子商务、物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的发展都将推动物流和流通成本的下降，若以1个百分点的降幅衡量，可带来约6500亿元的成本节约，大约相当于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10%。因此，国际“正向供给冲击”下，我国是最主要的受益国之一，在其影响下，我国经济竞争力增强、国际分工地位改善、产业结构得以优化、价值链也得以重构，这些都是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保持低位运
4季度，我国GDP增速为7.3%，与三季度保持持平，但在环比增速上，出现了1.5%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环境有所改善。全年经济增长7.4%，增加值净值提高8000亿美元左右。2014年，我国共新增就业1322万人，远超过年初预定的1000万人的目标，保证了社会的就业稳定和平稳发展。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城镇登记失业率预计为4%左右，较2013年略有降低，经济维持在充分就业的状态。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我国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从细类上看，食品价格比上年上涨3.1%，衣着上涨2.4%，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3%，居住上涨2.0%。这些上涨因素保证了不会发生通货紧缩的风险。
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增长的动力结构有序调整
在产业结构上，2014年服务业比重继续提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1%，快于第二产业的7.3%，也快于第一产业的4.1%，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到48.2%。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在改善。三大需求结构中最终消费的比重在提升，贡献率达到51.2%，比2013年提高3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推动力量，投资依赖度有所下降，经济的稳定性向好；区域结构继续改善，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2013年缩小0.06。
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效率提升成为重要支撑
一是城镇化率在改善，人口的分布更加合理，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分布结构也自然优化。2014年，我国已经有7.5亿人口生活在城镇，并实现“居、业”同步发展。二是全年劳动生产率在提升。2014年全社会的全年劳动生产率72313元/人，比上年提高7%。三是单位GDP的能源明显下降。2014年单位GDP的能耗下降4.8%，与服务业成长，互联网相关的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成长密切相关。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收入结构有所改善
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名义增长10.1%。而1—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5.3%。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近2个百分点，收入结构呈优化态势。
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
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2.2%。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9.78万亿元，同比多增8900亿元，新增人民币存款9.48万亿元，同比少增3.08万亿元。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减少8598亿元。
当前，我们要抓住国际“正向供给冲击”的机遇，大胆创新、审慎推行，全力做好新常态的开局。财政政策既要防风险，又要促调整，同时还要抓住“正向供给冲击”的重大历史机遇。因此，当前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大力推进资源进出口和国内流通定价体系的改革，增强竞争、提高效率。
要主动推进资源进出口和国内流通定价体系的改革，将正向供给冲击的效应引进来，分布好，坚决打破个别行业和企业为了一己之利，而攫取利润或是转嫁损失的情况，鼓励公平竞争，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此过程中，重点措施可包括扎实做好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推广运用PPP模式、支持国企国资改革等内容。
二是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注重税收的调控功能，摒弃单纯的收入取向。
应进一步推进“营改增”改革，全力突破金融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难点和重点，立足于促进产业发展和激励效率提升的基本立场，确定税率、模式和抵扣范围；针对生活服务业链条短、增加值率高的特点，大胆采用低税率和简易征收的方式以促进发展壮大和能力提升；在推进的步骤安排上，应放弃地区试点的模式，借助前期的改革经验和完善的顶层规划，科学设计、精细管理，直接推动相关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铺开。
三是全面落实加速折旧和投资抵税的政策优惠，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将正向冲击效果引向新兴产业和高效率的企业。
国务院对加速折旧和投资抵税的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要进一步抓紧落实，全面凸显政策效力，大力引导过剩产能的淘汰和退出工作，使得正向冲击在提供必要的缓冲效应的基础上，主要为高效、优势产业所吸收，提升产业积累，促进产业分工，提高产业效率，使正向供给冲击的效应与产业优势和创新更加有效的契合。四是实施国际分工升级战略，打造全球价值链的枢纽性结点。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与调整工作，利用正向供给冲击，化解国内的资产泡沫压力，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建立更加高效的市场体系，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产业体系中的效率高地和质量高地。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制定周边国家协作开发计划，从而使产业链与价值链实现更加有效的匹配，打造全球价值链的枢纽性结点。
面对国际“正向供给冲击”的历史机遇，货币政策要主动将国内经济运行的新常态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机遇进行有效地结合，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手段，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的内外均衡和持续健康发展。主要包括：
一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继续实施定向调控，引导金融机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增加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
二是广泛运用货币价格政策手段，促进实体经济的有序复苏和发展。当前，在货币总量不宜扩张的情况下，做好资金成本的管理和调整，就成为货币政策改进的重点领域，尤其要做好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
三是完善金融市场结构，优化和提升金融市场效率。当前，货币金融治理的重点在于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提升效率，进而形成对“正向供给冲击”效果的放大机制，利用“产业——金融——新产业”链条，化解产能过剩、鼓励创新发展，形成国民经济的新主导产业和新技术产品体系。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切实发挥好金融市场在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培育多元化的参与主体，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和融资中介多元化发展，强化市场化约束和风险分担机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深化金融机构改革，通过增加供给和竞争改善金融服务。强化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定位，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施分账管理、分类核算。推动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为地方融资平台改造和政府性债务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加强监管前提下，鼓励各类型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组织、中介机构有序发展，形成各种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竞争的金融生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相关标准和制度，促进公平竞争，加强行业自律，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四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督促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内控和风险管理。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发展潜在风险的监测与防范。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和偿债能力的跟踪监测，着力防控债务风险，探索以市场化机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评估体系，继续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各类影子银行业务、企业互保联保等风险领域的监测分析，动态排查风险隐患，督促金融机构及有关方面做好各种情景下的应对预案。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强化交叉性、跨市场金融产品的风险监测和监管协调，促进各类金融市场、各类金融工具的协调发展，建立健全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信息共享机制。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