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笔者曾撰文提出：“如果尽可能利用有限的财政政策空间，极大地发挥财税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政策优势，全面减税应尽快进入决策视野当中，并且尽快落地，告别‘拉弗曲线’的右侧”。近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经济高速增长是‘因’，宏观税负提高是‘果’。经济下降了，再倒果为因来判断，失去了逻辑上的一致性。用宏观税负来说事，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为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全面减税”的逻辑再做进一步阐述。
首先，中国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
针对笔者“减税”一文的数据，刘老师指出“按照张涛的分析，1994—200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17%，（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1%，经济增长却不高，1999年只有7.6%；而2006—201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21%，（狭义的）宏观税负均值为17%，经济高速增长，甚至出现过热，2007年达到14.2%。”进而提出“为何宏观税负高了，经济增长反而更快了？在这个期间，法定税负并没有提高，显然，经济高速增长是‘因’，宏观税负提高是‘果’”。
笔者的理解，刘老师此问实际上是在讨论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税率和税基的问题，其中还要看税种的结构。笔者在“减税”一文中已对“中国的税收收入连续超过经济增速”的问题作过分析，结论是：我国税收是以从价税为主的税种收入结构，从价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伴随着物价的变化，税收呈现“水涨船高”的趋势，即每当通胀高的时候，往往税收增速也快，通胀水平低的时候，税收增速往往低的规律。
另外，正如刘老师所言，有关税负还存在两个指标：法定税负和宏观税负，法定税负即税法规定的税率，而宏观税负则要受到包括税基、税种结构、税收减免、税收征管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如果法定税负没有变化，税基的大小和征管的松紧一定会影响宏观税负的高低，而结合中国从价税为主的税种结构，GDP的名义增速（即没有剔除物价因素的GDP增速）就成为观测税基的一个指标。
观测1994年至2014年期间的平均数据，税收增速平均为17%，GDP名义增速平均为15%、宏观税负平均为15%，而笔者在“减税”一文对于1994-2014年期间税收增长和宏观税率关系的四阶段分法也是依据此经验数据。为了回答刘老师的提问，我将数据又作了补充，如果将税收增速、宏观税负、GDP名义增速三个数据摆在一起看，那么刘老师有关1994-2000和2006-2010两个阶段数据的疑问就没有了。
数据来源：财政部、作者计算
至于说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笔者在“减税”一文并没有说宏观税负是抑制经济增长的原因，因为宏观税负实际上是一个事后计算的结果，即税收收入与名义GDP的比值，笔者提出“全面减税”之因，出于落实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是政策建议。
最优税率到底是多少，至今在学界尚没有定论，而且刘老师也指出“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就会进入拉弗曲线的右侧禁区，没有标准，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取决于一个国家老百姓对‘福利—税负’匹配组合的选择。”但实际数据告诉我们，2011年至今经济增速下来了，说明税基已经出问题了，而我们的政策选择又是“积极财政政策”，那为什么不通过调整法定税负来涵养税源呢？通俗地讲，为什么不给微观层雪中送炭呢？当然降低税率不能马上带来税收收入的增长，政府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影响，但是不要忘了减税一定能够给微观经济层面带来实实际际的好处，而这一好处对于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经营压力一定会有效果，此点不正是我们急需的吗？再进一步说，经济和税收关系，我以为是互为因果的，经济的高增长能带来高税收，但低税率未必就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恢复。
另外，自分税制以来，我国的税收监管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相对应的实际税负弹性空间发生了变化，而在税收任务目标的要求下，此前对应着相对不完善的税收监管，法定税率需要予以考虑；而伴随税收监管的严格，一个结果一定是实际税负的提升，针对此种变化，结合经济运行现状，法定税负是否需要调整呢？
其次，税收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在刘老师不赞成“全面减税”的原因中，他还有一个担忧“全面减税会不会激活哪些本该淘汰的僵死企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会不会因此而中断？税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会不会因此而丧失？”笔者理解，此担忧实际上说的就是税收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数据来源：财政部、作者计算
在讨论这一问题前，笔者先列举一个数据事实：如图1所示（具体数据参见文后表2-表5），以当年全部税收增速为标准，笔者将每年超出这一标准的税种分布筛选出来，一个直观的感受，超过税收整体增速的税种数量越来越多，但税收增速却在2011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持续下降，反映出一个客观现实就是主体税种收入增长一定是越来越乏力，财税部门只能通过挖掘税收潜力来缓解因主体税种增长乏力带来的收入压力。
试问在这样的税收征管的环境下，如何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
通常意义上说，税收作为经济成果的二次分配，政府对结构的调整，在税收方面更多的体现在税率的高低。举个例子，在我国实施出口拉动经济的时候，出口退税就是一个典型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还有此前在鼓励地方招商引资的时候，也采取了不少税收返还和优惠的措施，即通过降低实际税负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
而如今的现实却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放缓，税基随之缩小，但为了完成税收任务目标，挖掘税收潜力的思路在实际中就变成了多点开花，虽然近年来实施了“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措施，但实际效果和政策初衷是否吻合呢？
另外，作为结构性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其政策含义无非就是两条：“予”与“取”，由此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就可以具体化为“多予少取”，结构调整目标的落地实际上就是对谁“多予少取”，反映到各税种的收入上，应该是有降有升，而不是现在的多点开花。对此，笔者之所以提出“全面减税”，即通过“少取”来涵养税源，同时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多予”政策让财政政策真正积极起来，核心还是经济，核心的核心是尽快促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于说“僵尸企业”是否会因“全面减税”死灰复燃，我想这里有两点怕是不能被忽略的，第一，僵尸企业占比有多大？第二，僵尸企业是否存在升级换代、凤凰涅磐的可能。
第三，税收和财政风险的关系。
回答完刘老师的前两个问题，紧接着就需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即如果全面减税，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财政风险会不会因此而急剧扩大反过来威胁经济的稳定？
这第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财政定位的问题。
从2000年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框架”开始，到2006年财政收支预算的编制按照公共财政框架调整的完成，自此我国的财政定位完成了公共财政的转变，之前经历了吃饭财政、建设财政，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进一步将财政定位提升至“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地位。
我想刘老师关于全面减税是否会带来财政风险，进而威胁经济的稳定，甚至是消弱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的担忧背后，实际上讲的是，全面减税可能会带来财政吃饭都会有问题，就更不要说公共服务了。例如，他在文中说“尤其是在当前地方基层财政又在重现2005年以前的现象：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减税可能首先触发地方财政危机。”那么2005年是什么情况，税收首次突破3万亿的大关（31649亿元），宏观税负（15.5%）则连续第二年超过了15%的平均值；而当年赤字率却较上年却不升反降，说明当时的财政压力更多地被释放到了收入方面。
实际上与财政风险更为相关指标是政府的赤字率，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的赤字规模并不完全等同于财政支出减财政收入的差值，但财政收支差值是赤字的主要部分。
数据来源：财政部、作者计算
从图2可见，除了2007年出现财政盈余之外，其余年份均是财政赤字状态，也就是说税收收入长期难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我想此点也和中国宏观税负不断提升有关，所以我们还看到了政府债务的快速积累，以至于今年中央下决心开始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但是否由此就得出全面减税就会触发财政风险呢？
另外政府公共服务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经济生活更好吗？另外，财政风险的管理和防范除了收与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财政管理，因为财政说到底无非就是四个字“收支管平”。而且刘老师在文中也一再强调“改革”，我想其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管理。有关财政收支管理方面，教科书上有两条重要的原则，即“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而这两条原则在实际中的运用则和经济运行客观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下行期，按照“量出为入”的原则固守税收规模是否适合呢？而实际数据却告诉我们，当前确实处于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和宏观税负持续提升并存的状态，为什么不减税来涵养税源呢？我们是不是该调整一下法定税负了。
还有去年6月30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明确提出“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年度预算审核重点由收支平衡转到支出政策上，收入预算从任务改为预期，预算确定的收支平衡状态在执行中有可能被打破。”此项内容不正是要打破财政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要将“量入为出”、“量出为入”和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吗？说到底，核心还是经济，核心的核心是新经济增长点的尽快形成，只要这一基础问题理清了，有关财政风险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清楚了？
相关链接一：《积极财政要靠减税》
相关链接二：《全面减税能解除经济增长的抑制吗？》
相关链接三：《再论全面减税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