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流动规模的持续高涨，流动人口正经历着世代轮替，1980年前出生人口已成为老生代，1980—1990年间出生人口日渐成为中生代，而1990年后出生人口成为真正的新生代，构成了流动群体中的生力军。他们的融合状况既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测量指标，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2014年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显示，与80前、80—90间出生的流动人口相比，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面临更多困境。
总量超过4000万
研究发现，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群体具有以下新特征。一是数量庞大，总量超过4000万。数据显示，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6%。若按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69亿计算，总量超过4000万。二是流动原因多元化，东部沿海地区仍具较强吸引力。流动人口的流动目的由以经济动因为主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动因并举转变：91.3%的老生代、88.7%的中生代流动人口为务工经商而流动，只有78%的新生代为此而来，而社会和发展动因增强。约三成新生代进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城市就业，分别高于老生代的21%和中生代的23%。三是流动模式个体化，多未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型。老生代、中生代流动人口单人流动比例分别为14%和26%，而新生代占比高达60%；已婚新生代仍有相当一部分与配偶分离，未婚新生代多未与父母一同流动。在流动人口整体的流动模式、流动形态、流动意向都向融城转变的态势中，多数90后新生代尚未实现家庭团聚，游走于城市之间的“流动”特性依旧突出。
融合总指数得分仅为43.9
社会融合覆盖经济立足、社会互动、文化交融、身份认同4个维度及多个测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加以整合，形成4个维度的分指数和1个综合指数，值域均介于0到100之间，取值越大，融合程度越高。分析结果显示，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依然是“一低、一浅、一窄、一强并一弱”，继续重复着父辈的经历。
一是总体融入水平低，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面临三重弱势。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合程度很低，融合总指数得分为43.9分，分别低于老生代和中生代4分和5分。而其中，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最低，面临作为外来人、农村人、年轻人的三重弱势。
二是经济立足不稳，发展后劲不足。通过职业、收入、保障等指标测量的经济立足来看，新生代得分为36.4分，分别低于老生代、中生代5分和6分。职业声望差，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乏，住房环境劣，经济地位最不稳固，物质保障最为薄弱，稳定就业难以实现，未能公平公正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进而对其他方面的融合带来“马太效应”。
三是参与渠道狭窄，社会互动不畅。借助社会网络、社区参与、组织参与、政治参与等指标测量的社会接纳来看，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很低，得分不到34分，表明他们与其他社群交流不多。当前的民主选举、基层决策等政治参与渠道仍建立在传统户籍人口管理制度基础之上，90后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行为处在较低水平。
四是强认同意愿与弱认同结果并存，理想与现实落差大。一方面，90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意愿，愿意与本地人共事、为邻、交友、通婚，愿意长期居留，融入其间，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但另一方面，从老生代、中生代到新生代，身份认同指数得分依次递减，理想与现实断裂，乡土记忆虽弱，城市体验更强，但心却未安，是真正无根漂泊的一代。
受到结构和制度的双重制约
一是制度拒入和结构排斥。户籍制度的“双二元”属性将流入地居民区分为本地人与外来人，将流动人口区分为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外来农村人受到结构和制度的双重制约，外来新生代农民工遭受三重排斥：作为外来人，他们难以均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作为农村人，他们在成长经历与教育资源方面先天不足，农民身份遭受歧视；作为年轻人，他们社会阅历不足，在就业市场和社会资本方面难与老生代竞争。
二是人力资本积淀薄弱，就业培训流于形式。约一成90后流动人口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超过老生代6个百分点，但低于中生代8个百分点。90后乡—城流动人口中，仅8.7%受过高等教育。28%的新生代参加过各级各类的技能培训，略低于老生代、中生代；仅一成90后农民工参加过政府的免费职业培训，且培训的回报率极低，未能有效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和发展能力。
三是就业结构不合理和就业质量低下，劳动时间过长。新生代农民工多在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就业，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约10小时。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从源头上阻断了与外界交往的机会，阻遏了了解城市社会生活、与本地市民进行互动的机会，阻隔了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
四是市民态度漠然，“双二元社区”明显。社会融合既要流动人口自身的努力，也需本地市民的接纳和包容。调查发现，大约20%的90后感受到本地市民的不喜欢、不接纳甚至歧视。这种感受构成融入的主观障碍，阻抑了他们的融城信心和希望。与本地市民形成空间和心理上的“双二元社区”，难以实现在流入城市的长期居住和稳定就业，难以培育归属感和认同感。
通过技能培训提升其融合能力
1.提升融合能力。90后新生代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融合水平低，但拥有提高融合能力的年龄优势。技能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途径，可改善职业声望，增加收入水平，从而提升融入的信心和实力。一是广而告之，让流动人口了解培训信息。通过广播、电视、宣传广告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现代媒体发布培训信息，也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工业园区等地直接发放宣传材料，还可通过用人单位向他们介绍培训项目。二是活化时间和地点，为90后流动人口参加培训提供便利。培训时间可定在晚上或节假日，培训地点可设在厂区、宿舍或农民工聚居的社区。三是突破“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瓶颈。基于实际需求，讲求实效，激发培训参与热情，千方百计提升培训的回报。
2.打通融合渠道。一是打通社区融合渠道。社区是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落脚点，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等各项资源在社区有效整合，以社区为抓手，通过活动带动、强化社会服务，推进融合。必须做到两个“注重”：第一，注重内容的丰富性。社区活动除文艺演出外，还可介绍本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附近的生活设施、交通出行注意事项等生活常识，使其尽快适应本地生活。第二，注重社群的多样性。活动不能仅针对流动人口，而应同时覆盖本地市民，鼓励多社群的共同参与，有效搭建人群之间沟通和互助的平台，增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相互了解和情感交流，消除彼此间漠然的态度和行为，建立丰富和谐的人际关系。二是打通参与融合渠道。保障90后流动人口平等的组织和政治参与，包括享有参加工会、党团组织、选举活动和社区管理活动的权利；通过民间组织或政府主导模式，搭建流动人口与社区管理之间的对话平台，为他们提供灵活多样的利益表达途径和诉求渠道，培育其主人公意识和责任感。三是打通制度融合渠道。融合能力建设、社区平台建设、组织和政治参与都离不开制度的融合。应以推动社会领域制度建设为重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力度清除户籍制度及其附属制度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外来人口的拒入，消除“本地”与“外来”的分割，打破“城—城”与“乡—城”的区隔，顺应流动人口的发展需求，积极构建适应流动性、强调发展性、增强公平性的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制度体系，推动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效率。
3.开辟通往新家之路。一是建立关怀机制，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来关心。90后流动人口多为非婚人口，远离父母家人，缺乏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难免产生失落、迷茫、不安和愤怒等情绪，迫切需要流入地社会的关心、关爱和关怀。可通过“爱心小屋”等形式，了解他们在当地生活、工作的困难，提供心理、婚恋、交往、日常生活及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咨询，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安顿下来，尽快适应。二是落实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让流动人口心安此处。融合的最高境界就是认同自己本地人身份，把流入地当成自己的家。应逐渐将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及公共住房供应范围，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在流动人口中的全覆盖；帮助他们在当地家庭团聚；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增强他们对流入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留住他们，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宝贵资源。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13JZD02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