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德黑兰,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14年来第一次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必将掀开中国、伊朗两个亚洲文明古国交往的新篇章。当日,笔者所在机构正在与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承办首届中伊智库“一带一路”对话,深刻感受到伊朗正在处于发展潜力的“释放前夜”。
我们需要了解到,当传统意义上的中东大国埃及、伊拉克、沙特、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均因诸多变故对中东的主导能力被大大削弱的时候,长期保持稳定的伊朗借机推进什叶派势力扩张、大幅提升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当下,伊朗的国际影响力达到了霍梅尼革命3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
1.为什么说伊朗在崛起?
第一,伊朗经济处在“喷发前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伊朗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48.21亿美元,居世界第23位,成为中东第二大制造业强国;伊朗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联合储量,当前其原油出口量为130万桶/天,预计明年将恢复至2012年初210万桶/天的水平;伊朗有“世界矿产博物馆”美誉,占全球矿产资源总储量的7%。目前铁矿石已成为伊朗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资源品种,显示油气资源之外中伊能源领域合作的新潜力。在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与社会发展压抑了36年。
制裁解除后,较为扎实的工业底子、年轻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结构,使得伊朗具有巨大的发展势能,只待合适时机喷薄而出。
第二,伊朗的“中东枢纽”地位正在“变现”。伊朗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在地区经济和人文交往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枢纽角色。亚欧大陆将逐渐成为世界秩序中心,在此过程当中,伊朗的作用不可替代:与土耳其友好往来,和俄罗斯是邻国,和中国有着2000多年友好交往历史。
同时,伊朗在中东地区有很大影响力,随着伊拉克什叶派政府上台、美国逐渐撤出中东,这种影响力呈现出逐步放大之势——伊朗在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伊拉克西边接壤的是叙利亚,东边是伊朗,从而构成了一道什叶派新月带。随着两伊关系改善,这一新月带要道将贝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德黑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三,伊朗的体制具有高度稳定性。伊朗特殊的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选举权利,同时又使得精英阶层能够高度统一,增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颠覆和制裁,伊朗自我衍生出了基于石油非美元结算的独立金融服务网络以及完全自主的根服务器,减少了外部环境对伊朗社会的影响。
中国需要以务实、战略、全球与长远的视角重新审视伊朗的至关重要性。
第一,伊朗的资源对我国非常重要。与伊朗合作,中国可以享用世界上最稳定、规模最大的能源供给。同时,中国可以从伊朗进口石油化工以及高分子产品,扩大进口资源的规模。
随着全球油价走低,中国一直在东部沿海积极寻求填充新开发的战略性石油储备,这些新储备有助于支撑中国对进口石油的需求。而伊朗能源出口的复苏,毫无疑问使其成为中国战略性石油储备的选择对象。
第二,伊朗是“一带一路”的枢纽。从地理位置上看,“丝绸之路”的北、中、南、海四线当中,伊朗几乎都是必经之路,是贯穿“一路一带”的枢纽,是该战略的关键一环。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西亚、中东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交界点,而伊朗是西亚和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并且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和中国存在巨大共同利益。有伊朗这么一个战略支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就有了坚固的支撑。
第三,伊朗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伊朗是维护中亚稳定及保证中国新疆安全的重要伙伴,ISIS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伊朗的全球地位——跃升成为阻隔快速变异式蔓延的各类极端势力的首要屏障,成为“中东反恐桥头堡”,对防范极端势力浸透意义重大。在反恐问题上,伊朗希望中国能参与到地区反恐事务上来。
目前,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石油买家,2014年双方贸易总额高达500亿美元。而中伊贸易最大的问题就是支付不便。
在伊朗重返国际市场、尤其是重返国际支付体系之后,中伊的双边贸易迎来扩大的良机。中伊贸易将拥有快捷、方便的支付渠道,大幅加快资金流转。
第一,扩大从伊朗进口资源的规模。伊朗有“世界矿产博物馆”美誉,占全球矿产资源总储量的7%。由于制裁和技术等原因,伊朗每年矿产实际产出仅占全球2%。目前,铁矿石已取代原油成为伊朗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资源品种,显示出在油气资源之外中伊能源领域合作的新潜力。
中伊双方应将资源合作机制从油气勘探开发升级到全领域综合合作框架,可研究设立伊朗资源项目数据库,并探讨公私合营模式(PPP),设立中伊资源开发公私合营基金,用于伊朗资源项目开发融资。
第二,加强中伊教育合作。在与伊文化、教育合作领域,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伊朗许多高校都与德国高校建立起年度互访关系,西方的意识形态对伊朗年轻人影响巨大,甚至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对华看法,对中伊关系的长远发展构成威胁。
因此,建立双方高校访学机制,加强对伊朗各层次人才、各学科人才的培养迫在眉捷。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已做了大量工作。
第三,将伊朗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枢纽国。中国可主动提出帮助伊朗建立一系列“经济特区”,连接中国产业链,使其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作用更加显现。
可尝试规划建设“里海沿岸- 马什哈德- 恰赫巴哈尔港”纵贯伊朗南北的高速货运铁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南、中、北三条路线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部贯穿起来,连接中亚与海湾世界两大油气资源产区,构筑中国新疆直通阿拉伯海的战略大通道,打造“使新疆成为沿海省区”的客观效果,实质性地延伸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第四,尝试探讨提升中伊金融合作水平。当前中伊之间汇款、项目融资缺位、银联卡无法使用等金融壁垒,日益成为中伊扩大经济往来的基本障碍。
双方可参照相关经验,在货币互换、建立独立清算支付网络等方面,探讨形成人民币直接对伊投资机制的可能性。在商业银行领域,应探索通过适当方式办理现钞兑换、供应及回流业务,现钞防伪技术等合作办法,通过人员互访、培训、技术合作等方式,加强金融经验交流。
第五,将提升对伊朗关系与平衡对美关系结合起来。从观念上坚信,发展对伊关系将有助于改进而非危害中美关系。事实证明,很多顾忌美国感受、顺从美国意志、进而忌惮增加对伊合作的国家,并没有换回美国的正向和同等回报;相反,美国通常愿意向外交强势的国家做出让步。发展对伊关系将有助于在金融治理和地区关系上建立一个美国难以插手的“经济小循环体系”,成为中国可用来平衡美国的一种战略手段。中国应积极化解美国就中国发展对伊关系的不满,进而扭转中美关系的不对称性、捍卫中国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