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自2010年以来持续6年放缓， 2015年增长率为6.9% , 是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很多海外机构甚至估算中国真实的GDP 增长远低于官方数字。政府工作报告将2016年的增长率目标设定为6.5%到7%之间。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自2015年7月以来，中国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持续动荡，可以说存在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中国实体经济中的矛盾（如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用工荒和倒闭潮并存）日益凸显。
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景和未来走势如何？这得到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但也众说纷纭，乐观派和悲观派各持己见。其中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引人关注，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经济放缓主要原因不在体制机制以及结构性问题，而在于外部市场和周期性因素。他的理由在于，无论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是“高收入高表现”的东亚经济体，在2010年之后经济也都放缓，而且比中国还要严重得多，而这些国家并没有中国存在的那些体制机制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他的政策建议是政府进行一些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应该适度扩大投资规模稳定增长（投资的领域应着重在那些补短板的领域，比如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保领域等等）。
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究竟缘于何处，这关系到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权衡、侧重、次序）和未来发展路径。
林毅夫教授把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因为其他新兴国家都大幅下滑，所以中国经济放缓更多是外部周期性问题，主要不是体制和结构问题。笔者以为，第一，其他新兴国家可能也有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为和中国不同类型)甚至是更严重的结构问题，比如俄罗斯，巴西，包括澳大利亚深度依赖资源出口，这本身就是结构性问题。内部有结构问题的经济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都会把自身的脆弱放大。中国经济是否有体制性结构型问题，恰当的比较是中国经济当前的表现和中国经济应有的表现。第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原材料、自然资源出口型的国家）、“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 （它们出口中国经过中国再加工出口西方市场）的衰退很大程度是中国经济下滑、需求不足引起的。即，中国经济下滑正是这些国家经济大幅下滑很重要的原因。这也部分解释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差，印度经济增长反而强劲。
这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是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和继而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是危机的源头，也是中国外需下降最重要的成分。作为危机的源头，美国经济却是全球复苏最快的。金融部门遭到短暂的重创，实体经济几乎毫发无损，特别是反映一个国家长期增长潜力的技术创新依然是引领全球，和其它国家的差距是加大了而不是减小了。如果非要做横向比较看中国是否有经济体制和结构问题，美国也许是更好的比较对象。为什么作为危机中心的美国复苏那么快，危机后资源重新配置的机制、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机制运行得那么好？而中国本没有危机，在2008-2009年西方国家陷入深度危机时很多推崇“中国模式”的人士骄傲地宣称“风景这边独好”，而短暂的欣喜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便进入下降通道，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日益显现，需求不振、活力不足、产业升级不力、特别是饱受“产能过剩”之苦。
用马克思哲学的观点来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经济下行归结于外部市场和周期性因素。巴菲特有更形象的比喻:只有当大潮退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谁在“裸泳”，对于个人投资者如此，对一个经济体也是如此。只有在经济周期下行时，才能看出一个经济体真正的“体质”。
追问当前中国当前经济困境的原因，根本上是体制、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是投资机会的扭曲：这是指社会投资机会的分配依所有制不同而异，国有部门拿到最优质的项目，不管它们的效率如何。这也可以简单称为“进入壁垒限制”。最典型的是国企部门垄断中国经济的上游产业，而下游产业对民营企业开放。在2008-2009年美国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后，中国经济内部这种结构扭曲带来的负面效应放大性表现出来。一方面，面临外需萎缩的下游企业经营乏力，这使得上游获取“垄断租金”的国企受影响最大（事实上产生很多僵尸企业）；后者对市场的反应是迟钝的、转型是迟缓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艰难的，这又负反馈到下游企业，进而拖累整个经济。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资本面临投资机会不足。如果调查中国企业家，他们面临的首要的问题不是融资难，而是投资机会不足（已有行业利润率太低）。出路两条: 第一，产业升级，但这是缓慢的过程，而且要有好的宏观环境(不要再来个4万亿，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要减少，知识产权保护要逐步跟上)。第二,政府开放准入，让民营企业进入原本不能进入的产业，比如上游产业，但事实上重重受阻，结果是整个社会资本在追逐房地产。前几天笔者观看一部2010年前后国企改革的纪录片，同样的企业，国企被民企重组后，经营效率提高3倍。试想如果中国经济少点进入壁垒，给各种性质企业同样的待遇，中国经济增长会释放出多大潜力。
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境反映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解决的出路恰是结构性改革，而不能再靠增加投资。中国现在创造的GDP已经消耗全球约50%以上的钢材、水泥等原材料，还需要增加多少投入才能维持8%-10%的GDP增长？我同意林毅夫教授说的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环保等行业）还有很大空间，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这么大的体量，可能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难像以前一样拉动GDP增长到一个很大的程度。中国现在注重的应该是投资的质而不是量，这本质是结构性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的第二个扭曲，即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即资本要素)配置的扭曲（resource misallocation）。投资（即储蓄或金融资本）应该是“唯利是图”的而不是“任人唯亲”，应该流向最高回报的项目而不是对使用者的身份作区分、歧视。中国更不能再有四万亿刺激时“突击花钱”式的信贷政策（它只会阻止创造性破坏、延缓产业升级、造就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大量僵尸企业）。所以，要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必须提高投资效率，也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发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