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组织的这个讨论是受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讲道义有利于崛起大国提高实力地位、争取国际支持，但这并不意味道义现实主义认证“不讲道义的国家就崛起不了”。历史上有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也有不讲道义崛起成功的大国。秦帝国、蒙古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靠暴虐杀戮成功崛起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不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应借鉴历史上靠暴虐杀戮成功的经验，而是建议借鉴那些使用武力但也运用道义原理取得成功的经验。例如，周武王、齐桓公、唐太宗的经验。因此今天的研讨会是讨论讲道义大国是如何成功崛起的。下面谈一下国际道义的相对性问题。
首先，国际社会是以霸权国的道义水平作标准来衡量崛起国的道义水平的，即国际道义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历史时期，崛起国和霸权国的对外政策都具有相同的拓展性质，但只要崛起国的政策道义水平比霸权国高一点，就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讲道义的；而如果低一点，就会被认为是不讲道义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要争取国际政治支持就需要采取比霸权国更加讲道义的对外战略。
例如，商和周对诸侯国的政策都是要他们臣服，但商纣王虐待其大臣和诸侯国，而周武王则不虐待大臣和诸侯国，于是据说有八百个小国背叛商纣王与武王会师。这些小国视纣王为无道昏君，而周武王为圣王。齐国和秦国对其他小国的政策都是称霸，但齐桓公是靠与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组建同盟称霸，而秦国特别是孝公之后都靠大规模吞并邻国土地称霸。所以其他中小国家认为齐国讲道义，而秦国则是“虎狼之国”。西汉王朝和匈奴争夺西域诸国的本质都是扩张，但是西汉王朝是政治扩张，寻求建立臣属关系，而匈奴则是资源扩张，建立役属关系掠夺西域国家的物产和人力。西域国家认为西汉比匈奴讲道义。唐太宗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接受谏言的政策建立了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且讲道义的时代，而元朝对外扩张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但元帝国仅持续98年，被认为是一个残暴的王朝。
其次，中小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哪一方更道义的判断并不依据他们是否进行战争，而是看哪国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多，特别是安全好处，如果两者都带不来好处则看哪一方的政策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更小。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层面的道义是指一国政策行为的正义性，而非不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二战时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被认为是不讲道义的。英国对纳粹德国的政策是和平的，但给欧洲其他国家不仅没带来好处反而带来害处。
所有国家都不希望别的国家比自己强大，他们既不喜欢霸权国也不喜欢崛起国。中小国家是根据利害关系来判断霸权国和崛起国何者讲道义。依据有利原则，他们认为给他们带来好处多的一方讲道义；依据无害原则，他们则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将损害他们利益更轻的一方视为讲道义。例如，欧洲国家对美国和俄罗斯都无好感。不过，欧洲国家虽然不喜欢美国霸权但他们更担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于是宁可损失一些主权也让美军在他们国内建立军事基地。许多亚太国家采取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双向战略，这个现实说明，他们认为经济上可以从中国获利而安全上可以从美国获利。同时也说明，他们认为中国对他们构成的安全威胁大于美国。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天天进行战争而我国一场战争都没打，反而是许多亚太国家采取安全靠美国的政策。认为一国崛起无害，是他国认为该国讲道义的必要条件，当这个条件不能满足时，该国就会被认为是不道义的。
第三，国际社会根据霸权国与崛起国拓展利益的内容，判断何者相对讲道义。无论是霸权国还是崛起国，其实力上升的过程都是利益向外拓展的过程。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拓展的利益内容不同使得一国的道义形象不同。一般来说，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比在传统领域拓展利益更容易形成道义性。如果崛起国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利益冲突方会较少，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就小，甚至可以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支持。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常常创造出一些新的利益领域。在新兴领域，拥有相同利益的国家相对较少，于是拓展利益对他国形成伤害的可能性也较小。例如，当工业生产创造国际贸易市场，这时美国在中国搞门户开放的扩张政策就显得比欧洲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地的扩张政策显得讲道义，这是清政府同意门户开放的原因之一。当工业化创造出国际资本市场后，向海外拓展资本利益就比拓展商品市场利益显得更讲道义，这就是为什么打开一国投资市场的阻力相对小于打开对方商品市场。大国崛起都不可避免地要拓展其国外利益，其国外利益得不到拓展的国家肯定不是崛起大国。但拓展重点是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对其道义形象的影响则不同。
根据上面有关国际道义相对性的讨论，我想总结三点。
一是，我国外交战略要将国际社会不反对中国崛起作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再考虑争取国际支持。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支持也无人反对中国崛起，我们的国际环境就会比现在好很多。这意味着，出台一项政策首先要考虑是否会引起反对，然而再考虑如何争取国际支持。以南海为例，现在外长出访东南亚以争取一些国家支持我国南海立场，如果前期我们在防止反对我国立场方面多下一些功夫，现在面临的形势可能就不一样了。为保障我国崛起的成功，对于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都很重要，但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重，因为以往的成功战略并不必然适用于现在的时代，但以往历史的原因仍会导致今天重复历史的失败。总结历史上那些崛起国因遭到严重反对而失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二是，中国崛起是在信息时代，因此中国崛起战略的主攻方向应选择在网络领域拓展利益而不是传统领域。网络代表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经济，我国已是网络技术第二大国和网络使用第一大国。网络能力是我国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的有效工具。由于多数国家与我国网络技术和网络使用能力差距较大，因此拓展我国境外网络利益将具有利益冲突小的特点，且很多国家愿意搭乘我国网络发展快车。这意味，拓展境外网络利益比拓展传统领域利益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甚至被认为是相对讲道义的行为。把我国网络封堵起来，只在国内建设而不向全球拓展，这不仅可能使我国丧失崛起的战略机遇，甚至可能给我国崛起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个是要以国力为基础提出实事求是的国际承诺和对外战略目标。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大国道义的核心内容。超越国力的承诺和目标是无法兑现和实现的，必然导致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从操作化的角度讲，我国的实力为世界第二，而非第一，综合国力约为美国的50%左右。这意味，我国的国际承诺和战略目标不能超过美国。国际社会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GDP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绝大多数发达中国家都做不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年内承诺的外援至少要低于GDP的0.7%。然而，2015年我承诺对非援助600亿美元，对巴基斯坦460亿美元，气候变化200亿人民币（约30亿美元），南南合作20亿美元，还免除了发展中国家截止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总额约为我国2015年10万亿美元GDP的1.1%。目前，发展中国家向我国要援助的越来越多，额度越来越大，我国不同意就以双边关系作为要挟。印巴发展核武器，印巴军事冲突，阿富汗战争，这些家门口的动乱都不是我国国力所能制止的。所以，我们需要依据国家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防止国际战略信誉受损，争取“得道多助”的国际效果。
注：近日，第十五期清华国际关系论坛——大国崛起与国际支持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就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取得道义进行了演讲。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