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偶然，中国大学往往被视为“旁采泰西”的结果，传统文化的影响被忽视，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被置于现代与传统之间或被否认或被对立。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时代的“糟粕”经常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攻击的“靶子”。大学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很多时候也并不愿承认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瓜葛。然而，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精神与价值存在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影响力。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充分挖掘新教预定论中禁欲主义的理性特征，硬是在“反科学”的宗教与科学主义象征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乎理性的逻辑关系。在韦伯看来，“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1]182。以“理想类型”作为方法论，韦伯深刻阐释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力争从一个要点出发以探究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这一要点就是论述现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主义新教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1]17本文以“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为题，关注点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旨在寻找并试图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大学虽无法解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但若没有传统文化或中华文明作为底色，中国大学将无法真正称之为“中国的大学”，而只能是“在中国的大学”。
一、中国大学的文化寻根
冯天瑜在武汉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曾以《“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为主题对“科学”概念有如下表述：“‘科学’在中国古典里早有用例，并非日本人的新创词，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借用此一来自中国的汉字古典词，沿袭并引申其固有含义，以对译西洋词science，此一译词在清末民初又逆输入中国，成为现代通用的‘科学’一词。‘科学’的这种跨越时空的旅行，相当典型地昭显了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历程。”[2]168“大学”一词的遭遇与“科学”相似。“大学”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在甲骨文中有类似的文字，至少在夏商时期已经很明确了，已有大学之名”[3]5。至于当时大学之实具体为何今不甚详，然至少大学之名已经存在并使用。春秋战国以降，“大学”二字至少包括两种比较确切的含义。一种可称之为“大学教育”，相对于小学教育而言。此处所谓“大学教育”即古代高等教育，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十五岁之后教育”；二是指“志于学”的高深知识之教育。古人有云，“十五成童明志，入大学，学经术”，因此，古代大学教育即“十五岁之后教育”，亦即朱熹注解中的“大人之学”。究其根源，要追溯到孔子。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谓“志于学”，就是进行高深学问之学习，这里的高深学问即儒家所讲的“大学之道”。朱子有言，“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而“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的另一含义专指“太学”，即自汉代兴起的一种高等教育官学机构，以儒家教育为主，相对于私学而言。按《辞源》的说法，大学即“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民国以后，“大学”被引申巧译西方“university”，从而使“大学”一词具有了新的内涵。当初中国人以古已有之的“大学”对译university，试图续写中国的古典大学史。然而正如“以现代科学来衡量评价传统知识体系，便如将散落的传统技术珍珠镶嵌到现代科学的框架之中。这种镶嵌固然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传统知识，但是对于传统本身，可能是一种误解”[4]。“大学”一词的语境转换同样造成了语义的混乱。中国以“大学”对译university掺杂了强烈的感情因素，但其后果不仅造成对传统的误解，更导致传统的遗失。现代汉语中“大学”一词更多被固定在了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这一解释框架内，只是university的代称，而遗失了“大学之道”。《现代汉语词典》就将“大学”直接解释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包括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学院”[5]246。
大学属于文化或文明的范畴。中国大学自近代诞生以来，就伴随甚至固有着一种文化的特征，本文称之为“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是一个关于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命题。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西方的大学制度，与近代中国大学是包容与被包容、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大学移植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中国文化之间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概言之，中国文化是中国大学的根，而中国大学是中国文化的果。
现代以降，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大学是时代的产物，生于忧患、移植西方、后发而外生，将中国大学的产生过多局限于政治、经济层面来解释。从文化层面看，大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不徒为外因之催迫，更是中国自身文化性格所致。中国大学虽是在客观条件下被迫建立，却也是在主观构建下得以生长。所谓的“移植性”并非一种无序的行为，其内在秩序的主导者乃中国文化；中国大学之所以为中国大学正是中国文化性格所致，而并非西方文化势不可当之结果，亦非完全是西方文化强侵其他国家之通例。
首先，中国文化包容university这种制度，中国大学才得以建立，二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中国文化里素来缺少“对立”的观念，其包容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的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一个国家。[6]155当近代西方文化全面来袭，university进入中国，中国人表示接受甚至积极模仿而很少敌视态度。这虽有政治上的被迫性，然则也源于中国文化包容的性格。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中国在世界上，是比较算得一个文化孤立的国家，但中国实不断与其四邻异族相交通接触。中国的对西交通，有西北的陆线和西南的海线两条大路。尤其是汉、唐以下，中国那两条路线之交通频繁，是历历有史可征的。而且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合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征。”[7]193从这个角度看，没有中国文化内在的包容态度，纵然西方文化如何势不可当，大学也不可能在中国长存。
其次，中国文化同化university这种制度，中国大学才得以长久，二者是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在包容西方大学的同时也以巨大的同化力彰显了其自主性。这种同化力既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大学作为舶来品最终能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根本原因。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指出：“当基督教传到中国来，此两相反之趋向遭遇一处，这方一直未曾受变于那方。相反，倒是那方妥协于这方。除《新约》译文对于原文不得不修改外，他们教会人士且承认了中国人敬祖先和祭拜孔子各种礼俗。……还有佛教精神与中国家族伦理亦是不合的，而它到中国后，卒亦受变于中国。”[6]74某种意义上，中国大学也是university传入中国，妥协于中国文化，并最终同化于中国文化的结果。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给予了university一张进入中国大门的通行证，那么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则将中国大学合法化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乃中国大学的根基所在，没有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同化力就没有今日的中国大学。
从产生来看，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同化力中得以成型的，从办学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校园文化符号来看，中国大学始终没有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
其一，中国大学理念的文化底蕴。金耀基曾指出：“诚然，时移势变，社会文化的变迁，就会影响到大学的位序和性质，也会改变我们对大学之期待和看法。但是，另一方面，先贤往哲对大学所怀抱的一些基本理念，如中国‘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来所建立的‘人统’(别于‘事统’与‘学统’，此一看法钱穆先生有很精透的阐析)的教育理想……这些理念，无一不是今日大学的源头活水，也无一而非继续形塑大学性格的观念力量。”[8]自序5以金先生的论述为基础，甘阳提出了“华人大学理念”，指出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9]77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中国大学理念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王冀生在《大学理念在中国》一书中就将孔子教育思想置于中国大学理念中心，强调并论证了中国文化乃中国大学理念之根。潘懋元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也指出：“贯穿全书的主线，我的理解是：作为观念体系的大学理念，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发展，是以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根本，吸收西方‘注重理性、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曲折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念，走‘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体会通中西创新和谐发展’的道路。”[10]序1
其二，中国大学制度的文化烙印。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将中国大学一分为二，指出中国大学“制度上”主要源于西方，“精神上”则中西相通。[11]68陈平原曾以“中国大学百年”反驳中国大学千年论者，其论证的基础就是梅先生的中国大学制度实为西方舶来品的论断。然而，精神(理念)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制度；在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中国大学制度不可能全然是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而不受传统中国教育，尤其是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大学教育虽经历过仿日、学美、效法、学苏几个阶段的变迁，但“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和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中国大学已形成一些与西方大学有所不同的特点，直至现代，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大学还有不少影响”[12]10。中国大学“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概念。“即便在中国大学制度的创制时期，即学习欧美之风盛行的20世纪20-40年代，大学制度西化很厉害，但也不全是移植和照搬西方，而有取舍和调整的。无论是以清华国学院和北大国学门为代表的大学研究机构对书院的借鉴与弘扬，还是北大的宗旨、南开的‘土货化’政策和具体的管理制度、东大的学风和德育建设，都不可避免地受一些传统制度的影响。”[13]235
其三，中国大学“场域”中的文化符号。“场域”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将场域视为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形构，既包括物理环境中的各种象征性“符号商品”，也涵盖与“符号商品”生成相关的行为者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具体事物构成”的意义上使用“场域”的概念。“大学场域”特指校园建筑、校徽、校训、校服等物质符号存在以及各种校园仪式与活动等。如果说中国大学理念的文化性格较为内隐，中国大学制度的文化性格又偏重观念与习俗，那么在中国大学中以校园建筑、校训、校歌等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则是最为真实的外部存在。比如，今天北大的校园位于皇家遗址，古典建筑风格最为典型。整个校园独具一种独特的中国古典文化气质并熏染着在这里读书的学子，“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14]12。
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变迁
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西式大学在中国逐渐建立，从而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大学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格。
鸦片战争后，一些晚清士大夫为寻求强国之道，开启了近代教育改革。诚如盛宣怀所言，“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15]490。自洋务运动始，西方文化就以“器物”之学的角色进入中国教育领域，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又进一步使西学在近代中国大学里合法化。伴随着晚清社会文化变迁，西学在中国大学的引进与深化成为大势所趋；在“中体西用”的潮流中，中学的强化与西学的深入并行不悖，中学的根基作用始终未发生动摇。晚清政府一方面积极倡导“以夷为师”、“师夷长技”，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16]235。在晚清士大夫的心目中，西学尽管很需要，但毕竟只是末节，而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本。张之洞的《劝学篇》有言：“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17]43晚清时期中国大学的建立表面上是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与确立，内在仍然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文化性格鲜明。“经学为本”是晚清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首要特征。士大夫兴办西式学堂以“固本”为前提，即要求“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礼，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17]44。张之洞等起草《奏定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堂设八科之学，经学科列首位。在“经学为本”的基础上，“忠君尊孔”是晚清中国大学的又一特色。1906年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指出“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16]535。“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16]536除“经学为本”和“忠君尊孔”之外，“学仕一体”是晚清中国大学在文化上的又一特征。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既设随之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次月孙家鼐即呈《奏筹备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以增补相关事宜。其中有两条建议皆是立足官吏教育而立言的。其一，奏折提议“凡学堂肄业学业优异者，请旨录用为官”[18]137，为人学者从学习者到朝廷官吏的身份转换提供了制度依据，京师大学堂俨然成为学生学优则仕的通道。其二，奏折提议“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拟立仕学院”[18]137。仕学院专为京城官员而设，又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吏西学进修之所。晚清中国大学之所以呈现上述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晚清士人作为中国大学的创建者与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根本身份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而非现代教育的构建者。“他们的立足点，就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封建主义。他们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教育制度，只是较早地感受到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不可抗拒，试图‘稍变成法’，引进西学高等教育制度的某些部分，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他们倡导的高等教育仍打上了深深的封建教育的烙印。”[19]21
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民国的创立，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确立的起点。”[20]民国时期，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大学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同时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及其精神也在悄然回归，出现了“一道不太耀眼但也无法完全漠视的‘风景线’。那便是：或借书院精神改造现代大学(如蔡元培、胡适)，或尝试重建已经失落的书院(如章太炎、马一浮)”[21]71。纵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和社会变迁，中西文化由在相互对抗中此沉彼浮到在相互制衡中逐渐趋于融合。涂又光在《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中指出：“西方文化，经过宣传，成为诱发中国文化固有能量的外因，其功诚不可没。但比较起来，在辛亥革命中，西方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作用，哪个大？哪个是根本？当然是中国文化。”[22]242“中国文化，养成中国人文化心理中无比强烈的以道批儒的原动力，这是内因，在西方文化作为外因的影响下，酿成空前的新文化运动。没有中国文化以道批儒为内因，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22]243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民国大学逐渐形成了理想的文化性格。首先，“有容乃大”的传统观念在民国大学中备受尊崇。植根于中国传统，蔡元培不拘一格、容纳异己之办学理念使北大集天下大师而兴。此举不仅开民国大学不拘一格宽以容人之古风，亦奠定了民国大学“有容乃大”文化性格之基。其后梅贻琦掌管清华，亦坚守此念。其次，“厚德载物”成为民国大学的真实写照，清华校训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以“砥砺德行”、“尊爱师友”教导学生“以身作则，力矫颓俗”。[11]324此外，“天下为公”的士人精神在民国大学也表现突出。在张伯苓教育救国办学方针影响下，南开大学自建立便以振兴国家励志而极重实用之学。“一个突出的表征，便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南开大学，文科方面侧重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中国文学系则完全没有立锥之地。这与老北大之重视文史哲，形成鲜明的对照。”[21]236民国时期中国大学之所以呈现上述理想的文化性格，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中国大学的主导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西方文明的启蒙下，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在民国不乏其人，各种反传统思潮与话语此起彼伏。然而，即便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哪一个不熟读儒家经典并谙熟孔子的学说？”[23]303这些卓有才能的传统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占据中国大学的主导地位是民国大学文化性格理想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因。“从后来国立大学校长的实际操作观察，早期成为国立大学校长的主要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等。私立大学的校长大体也不例外。如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华光大学校长张寿镛等。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早期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还是传统的读书人。”[24]234
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普遍“左倾”，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式微。此一时期对中国文化冲击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频繁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破坏力最甚。“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国立大学校长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象征。”[24]242然而“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忍受的羞辱和苦难恐怕无人能及。在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知识分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他们苦读圣贤书，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林。因为中国共产党信奉社会主义和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这就意味着新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是狂风暴雨般的关系”[25]14。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社会最大的现实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基本保持了沉默。中国大学不再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阵地，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压力下，被迫形成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文化性格”。“以党治校”的办学特色延续了政教合一、以政统教的文化传统。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制度设计：一是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1955年为了确保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学术地位对报考者有一个公平的招收机会，国家制定出了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直至今日，全国性的“统一高考”仍是中国大学的特色。其二是大学生毕业分配政策。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生之工作由政府分配。”[26]9这一制度强调个人对国家的绝对服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退出历史的舞台。此外，为实现“以党治校”，“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被凸现。正如晚清的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被当作唯一的知识类型来加以保存，并以此为依据来安排一系列定义狭隘的专门知识已达到国家机器的目的。在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新的正统，领导着新的高教体制。1952年教育部制定出台《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校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作了具体规定，正式将“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论”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三门课程确立为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直到今天，“两课”仍是中国大学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伴随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开始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标志成为树立世界中国概念的出发点。1991年，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发出“必须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号召。[27]近三十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教育与改革中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并不断制度化为各种改革措施与教育政策。1995年，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在52所高校进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并规定，试点院校应该制定大学应读、应知、应看的名著、名曲、名画、名剧的目录，开设全校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的选修课和讲座。1998年，教育部设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研究和解决其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1998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成立“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进入新世纪，在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国学热不断升温，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里逐渐复兴，一种新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正在形成。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已走到了时代转型的关键期，所谓“转型”即从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大学式微的、消极意义为主的以及政府主导的文化性格逐渐向一种平衡的、积极的、学者主导的文化性格转化。所谓“关键期”是指现代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这种理想的可能性趋势在理念上已经逐渐成熟，正在寻求制度的支持与实践的落实。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由于行政化和官本位体制难以突破，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当前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消极意义仍然很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大学里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彰显。
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省思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合理性与局限性兼具。对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研究，除“同情之理解”外，更有必要进行价值上的澄清与总结，以拨正裹挟于历史浪涛中的各种扭曲特征或其偏激倾向，以为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时代转型提供启示。
历史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社会背景。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取决于所处时期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所占有的比重。立足中西文化之维，晚清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在“中体西用”文化观念的主导下，中国文化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主体地位稳固，故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在此时期最为鲜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异常活跃，他们主张“兼容中西”，纵然五四运动给予中国的传统文化致命一击，然客观来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多次碰撞之中逐渐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遂进入一个平衡发展期；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文化陷于政治泥潭不能自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学里一蹶不振，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整体式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适逢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渐呈复兴之势。当然，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绝不仅是一个贯穿于中国大学百年的事实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存在。立足价值之维，中国文化有“精华”与“糟粕”的差异，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也有“好”与“坏”之分。在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变迁过程中，有弘扬中国古代大学之道的精华者，如民国大学以“厚德载物”(明明德)、“天下为公”(新民)为表征；也不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影响者，晚清时的中国大学“学仕一体”居为主流，“官老爷”充斥于京师大学堂，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以党治校”成为中国大学的主要特征，大学沦为培养国家干部的机关。总体来看，民国时古典的大学之道在中国大学得到了较好的彰显，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积极特征最为明显；晚清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消极色彩较为突出；而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呈现出一种回归古典大学之道的趋向。纵观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演变，每个时期的中国大学都存在不同的文化性格，可谓历史共性与时代个性兼具。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基于特定中西文化背景与价值选择而必然存在，此其共性所在；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不同的中西文化情境与价值选择中表现出各种具体特征，此其个性所指。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好”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呢？关键在于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各种“变通”中把握好“适度”的原则。基于对各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典型特征的考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道德本位、人文精神以及士的传统。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要义，它们成为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的根本所在，是形成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基本维度。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或积极或消极皆可在这些基本精神的继承及“变通”中获得解释。作为一个实践社会学概念，“变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对原制度的似是而非全是。从表面来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与原制度一致的，但变通后的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与原制度目标不尽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驰。[28]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中的诸多消极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化过程中被人为利用而走向了“扭曲”。“好”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得以形成的关键不在于拒绝“变通”而在于能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各种“变通”中把握好“适度”的原则。所谓“适度”，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人的德性问题时主要用来形容在实践事务中保持德性的一种好的品质或中间状态，与不及和过度相对。在建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中坚持“适度”原则，目的就是在抽象的道德本位、人文精神以及士的传统等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与中国大学的具体实践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从晚清时期的“学仕一体”到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的“以党治校”再到今日中国大学的行政化皆是“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价值观念的过度“变通”。实践中去除这些消极特征是建构好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本质要求，但试图一举除掉所有“不适”也极不现实。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以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为根基，传统文化中消极与积极因素常共存一处。中国大学要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彰显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冯天瑜.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3]刘海峰.刘海峰演讲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田松.科学话语权的争夺及策略[J].读书，2001，(9).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8]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甘阳.北大五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0]王冀生.大学理念在中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1]杨东平.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12]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特色[J].青岛化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13]樊艳艳.双重起源与制度生成——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源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14]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6]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7]张之洞.劝学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8]汤志钧，陈祖恩.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19]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交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0]张建奇，杜驰.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J].大学教育科学，2005，(6).
[21]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2]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3]刘梦溪.传统的误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4]陈远.逝去的大学[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25]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6]袁振国.中国当代教育思潮1949-1989[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2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1991-07-01)[2015-10-10].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117/content_258746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