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策制定者们下月聚首于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会议时，一个话题将主导他们的讨论：如何回应那些感觉被全球化落下的人的愤怒。
开放市场和自由价值观的支持者们深切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一种威胁当前国际秩序的政治反弹。仅在上周，就有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谈到，在许多收入、财富和机会日益不平等的国家，都出现了“高涨的不满情绪”；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欧盟领袖会议上发出警告，称对那些让选民“难以承受、不知所措，有时心生恐惧”的事件和进程，有必要恢复控制；还有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跨出其技术官僚的角色，告诫政治人士警惕，在一个被证明“漠视”全球化好处是如何分配的世界里，人们产生的强烈焦虑情绪。
英国投票退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吸引力、仇外和保护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地崛起，这些现象反映出的这一政治难题是不容置疑的。经济现实构成了这个政治难题的基础：20年的全球化一直眷顾着世界上最富裕的那些人，也给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但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中低阶层组成的另外一批人的处境则糟糕得多。
然而，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各国政府需要避免让民粹主义者提出的论调合法化，或者屈服于他们对贸易和移民关上大门的要求。为了构想出有效的回应，政府必须首先尽可能清楚地厘清这个问题的本质。
正因如此，本周爆发的一场本应小众的辩论很重要。这一辩论围绕的是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克里斯托夫•拉克纳(Christoph Lakner)有关不平等的研究成果（米拉诺维奇曾在世界银行与拉克纳共事）。他们所谓的“大象图表”展示了20年来全球收入分配的变化，常被引用为证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普通人收入停滞的证据。
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的研究人员认为，该图表所基于的数据并不支持通常根据该图表得出的结论。他们特别指出，富裕国家中产阶层收入所受到的冲击不如人们通常设想得那么严重，或者那么平均。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增长的分配在美国尤为不平等，尽管美国经济对贸易的开放程度远不如许多发达国家。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表明民粹主义者找错了怪罪的对象。全球化可能是集中人们愤怒的焦点，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增长，可能在同样程度上与税收政策的影响、近期货币政策的扭曲、或者政策制定者未能保持生产率增长有关。
此外，认为各国政府面对全球化时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力的，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决议基金会也适时地提醒，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策选择的结果，而非“全球性力量不可避免的结果”。
政策制定者再度关注解决不平等、让资本主义更具包容性的必要性，是值得欢迎的举动。对近期经验的乐观解读是，他们已经拥有许多解决这个难题所需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