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转型的确在发生，主要表现在净出口占经济的比例大大减少，但国内消费或者内需的比重有所增加。考虑到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对政府消费的有效控制，民间消费水平的增加实际上很显著。同时，就业情况也比较稳定。
不过，没有任何理由对迄今为止的结构性调整的进展抱轻松态度。实际上，结构转型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仅如此，另一些方面的结构转型，可能是人们不想看到的，正在对中国的经济形态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
先来看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减速情况。经济减速超过预期，如果不能阻止，有可能转化为经济萎缩。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呈L型曲线，这乃正常。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远的高增长。通常，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之后，就下行进入中增长时期。中国也不会例外。不过，问题在于经济增长要下行到什么程度。现在L中的横线已经变成了下行的斜杠线，尽管斜杠什么时候能够到底，还不能马上做出准确结论，但这个趋势是明显的。以前说7%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增长的底线，但今年的经济数据已经下滑到6.7%。实际上，各省的经济下行远超人们的预期。
东北几乎全面下行，中央政府注入大量资金拯救，但如果东北的经济结构不变（主要是国有企业过于庞大，民营企业缺乏空间），再多的资金可能也无济于事。即使是经济发展好的一些沿海经济大省也很不乐观。例如广东省，今年迄今为止也只有广州、深圳和佛山少数几个城市，勉强完成省政府确定的指标，其它城市和地区离达标还差得很远。中西部有一些省份发展不错，但这些省份经济发展起步晚、规模小，它们的高增长对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贡献，并不能和东部沿海经济大省份相提并论。
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同时，更出现了人们并不想看到的经济结构转型，那就是金融、互联网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让实体经济所需的人才、资金及生产所需的土地房产等资源成本过高，使本来已经效益下降的实体经济难以支撑，创新的成本更是难以控制，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困难。金融和互联网这两个领域的现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现象。这些年中国政府大力提倡金融业、互联网的发展，并且对这两个领域（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实行自由化政策，缺少或者没有政府规制，结果这两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吸引了大量人和财。
经济形态扭曲
本来发展这两个领域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但现在已经走向反面。经济的互联网化无可非议。如果互联网业在聚集了大量的资金之后用于技术创新，也可以促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但很可惜互联网业大多只是政策寻租，没有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开发新技术。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业就可以知道。
百度外卖、阿里巴巴收购肯德基表明了什么？简单地说，互联网经济（尤其是网购）导致了经济活动的转移和重新分配。互联网业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用新的手段（互联网）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而非技术性扩张和升级。第二，有效地把经济活动从实体经济（例如万达广场）转移到虚拟经济（网购）。互联网业已经把国家经济大半边江山，从正式经济转为非正式经济。
互联网业对经济活动的转移，对国家的税收体制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即收不到税。很容易理解目前“营改增”所遇到的困难。国家如果要收税，企业收入就必须能够反映到统计上，而只有正式经济部门才有统计，国家对非正式部门的税收毫无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加重对实体经济（正式）部门的税收。“营改增”本来是要减轻企业负担，但执行的结果必然加重企业的负担，而未必能增加税收总量，因为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从去年年底开始的房地产市场的剧烈变化，更是让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因为房价的飞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企业被迫纷纷离开一线城市，大部分都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但即使像华为那样的巨大型企业，也发现承担不了因为房价上升而来的成本。很多企业家发现，做实体经济辛辛苦苦十来年，所得利润还不如炒一两套房。不难发现，金融和互联网企业越是兴旺的地方，实体经济越是显得摇摇欲坠。浙江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再者，多层不良效益正在叠加，地方债务（含融资平台及地方国企）的增加及基础投资效益低下，不仅加大国有经济对经济资源占用的比重，而且降低收益率，加大了部分地区本已困难的财政支出压力。银行不良资产率在加速增加，目前部分银行将不良资产转移到账外资产（通过影子银行或信托），以减低报表的不良率。但这样做并没有实际效果，只是障眼法，更大的祸害是隐瞒实情，使中央决策高层难以掌握实际数字，银行金融资产的风险在急剧增加。社会投融资平台接连出现兑付困难，给中国无所不管的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再次，外资加速撤出中国。早些时候，人们发现香港富商李嘉诚开始从内地撤资。李嘉诚的心态也是外商普遍的心态，外资撤出已经不是可能的现象，而是正在成为现实。从麦当劳和肯德基将其中国大陆的资产出售，可以预见这一趋势，即国际大财团不看好中国。一些人将阿里巴巴收购肯德基视为民族资本的胜利是毫无理性的。就外资而言，不能仅从引进外资的统计数字上看，有很多外资是国内在海外的上市企业募集的资金的回流。
还需要考量到的是，美国加息的时间窗口，可能是在等待中国经济下行的时机。一般认为，美国加息主要考虑的是其内部经济因素。不过，在中美进行激烈经济竞争的今天，也不能忽视美国会针对中国的可能性。无论是针对美国国内问题还是针对中国，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果美国集中多次加息，迫使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到时如果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国势必消耗大量外汇储备，同时迫使中国对外投资或债券利息等的成本迅速增加，在海外上市公司市值大幅下降。由于国际社会需求不振，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带来出口的实际增长，这将严重损伤中国的经济体。
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
这个经济局面使得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了极为悲观的看法。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继续加大结构改革和调整。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把执行放到重中之重。从三中全会到供给侧改革，改革规划已经有了，但始终不见有效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改革目标与追求目标的工具之间的一致性。一些政策设计得很好，但一旦执行就走向反面，主要是目标与工具之间的不一致性。在目标和手段相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能有效执行既定的政策，就可以实现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即在经济资源分配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第二，努力寻找投资空间。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大多来自投资。尽管要进行结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实际上，投资会继续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消费型社会的建设和消费水平的提升，需要渐进的过程。劳动所得占GDP的比例仍然很低，居民存款率仍然很高，这些都决定了投资必须发挥其推动经济的巨大动力。问题在于如何获取新的投资空间。
可以重新定义新型城镇化，把投资重点不是放在房地产，而是放在以质量为导向的城市建设，例如城市地下水道、小区停车场、体育设施、医院、养老院和幼儿园的建设；农村的卫生、取暖、垃圾处理设施等等。这些基本设施既是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所需，也可以消耗掉巨大的产能。当然，也可以通过对外的“一带一路”获取更多的海外投资空间。
第三，继续改善甚至修正顶层设计。在经济转型方面，人们一直关切投资与消费、出口与内需等方面的平衡，但忽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生产性投资与社会性投资等方面的平衡。如果这些平衡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很难可持续。
这里尤其要强调社会建设投资。中国从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开始进行社会建设，当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政策概念。这个时期，除了“维稳”方面出现问题，在社会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的，包括农村和城市推行低保，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但近年来，社会建设动力不足，这个领域又呈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趋势，即政府不想担负更多的责任。
今天，中国的劳动所得在总体GDP中的比例仍然很低。国家的税收体系基本上仍然是亲资本和轻社会的，主要依靠增值税和营业税，以及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而没有开征资本增值税、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等税种。政府社会投入不足或者不愿意投入，或许是考量到政府的负担，但政府完全可以从这些新税种中取得收入，用于社会建设。如果没有劳动所得的提高和社会政策建设，消费型社会建设会变得遥遥无期。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早期的西方，还是后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社会投入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诸种迹象表明，经济萎缩的风险正在增加，其直接危害生产、就业、税收，甚至是社会稳定，而中长期的危害则促成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此而言，如何拯救经济当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