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湾国家（以下简称“中海”）处于亚洲东西两端，古丝绸之路曾跨越沙漠戈壁将双方连接。进入新世纪，“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海战略合作的主线。海湾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合作伙伴”，[1] 也是地理上难以绕开的重要区块。虽然海湾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对“一带一路”实施形成挑战，但包括海湾地区的西亚北非形势存在转圜空间，中国宜把握发展机遇，规避风险，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
一、海湾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意义
海湾地区包括“海合会”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2] 位于“三洲”(亚洲、非洲、欧洲)和“五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黑海)之地，毗邻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四大海洋战略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带，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独特，工业化潜力巨大，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一）海湾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站位突出，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均将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二战后，受美苏争霸和阿以冲突影响，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黎凡特”（Levant）广受国际社会关注。[3] 海湾战争后，美国实施“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外交战略，“黎凡特”和海湾地区趋于平衡。伊拉克战争后，特别是随着伊朗核问题日渐突出，地区格局呈现“东升西降”态势。西亚北非动荡后，“海合会”国家基本保持稳定，并于2011年5月尝试吸纳约旦、摩洛哥两个王国。随着埃及爆发两次革命和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开始主导阿盟事务，海湾地区影响力迅速提升。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西亚北非第一站即为沙特，可见海湾地区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作为西亚北非战略重心和阿拉伯世界重要组成，海湾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愈加关键，中海合作将引领和带动中阿合作。
（二）海湾国家是带动地区发展的“引擎”，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辐射亚欧非经济板块的核心区域。西亚北非动荡以来，众多阿拉伯国家经济遭重创，海湾国家在变局中成为一块繁荣“特区”。一是能源富集，石油储量约占全球的48%，可供开采78年且成本低廉；天然气储量约占全球40%，可采年限为264年，而全球年限仅为67年。[4] 二是扼守国际战略通道，自海湾西岸经霍尔木兹海峡过阿曼湾到阿拉伯海的这条海上东西通道约1040公里，全球超过50%的石油经此而过。三是经济实力强劲，经济总量约占阿拉伯国家经济总量的50%，外贸总额约占60%，对外投资约占70%。[5] 值得一提的是，海湾国家坐拥巨额石油美元，主权财富基金总规模达2.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36%。[6]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复杂情况，“一带一路”倡议将带动中海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海湾国家不仅是中国实现“稳增长”目标的重点合作对象，更将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对西亚北非乃至非洲腹地和欧洲沿线产生辐射作用。
（三）海湾地区是西亚北非均衡稳定的“压舱石”，中海关系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海湾大部分是君主制国家，均有上百年家族统治史，为政局稳定提供了独特的历史传统支撑。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均已实现政权更替，阿布扎比王储兼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沙特副王储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勒沙特、巴林王储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萨勒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等新生代领导人陆续登台。阿曼卡布斯、科威特萨巴赫王室稳固，形成相对稳定的继承机制。海湾六国在确保国民高福利前提下，加大对立法、司法、政府的统筹制衡，适时推进改革惩治腐败，同时提倡宗教宽容对话，适当扩大民权和提高妇女地位，社会凝聚力和国民认同感显著增强，王室也赢得大多数国民拥戴。政局稳定为外来投资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和安全环境，发展与海湾国家关系有利于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安全环境、打击“三股势力”、维护西部边陲稳定。
二、“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海合作现状
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和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发布，中海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果。
（一）高层往来频繁，政策沟通顺畅，合作机制日趋完善
中国重视与海湾国家的高层交往和政策沟通，双方保持密切良好合作关系。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埃及、伊朗，发表首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并签署了52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海合会”秘书长时指出，中国同“海合会”关系日臻成熟，双方合作具有扎实基础和广阔前景，希望双方开拓进取，凝聚更多契合点，提高双方关系水平，推动中海互利合作更多惠及双方人民。中方愿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同“海合会”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实现彼此发展规划战略对接。[7]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伊朗、伊拉克、卡塔尔、阿联酋4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沙特和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伊朗、阿曼、卡特尔、沙特、阿联酋5国成为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国已与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伊朗5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并分别开启了与“海合会”和伊朗的自贸区谈判。
在高层互访推动下，中海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如2016年中国和沙特成立了“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下设政治外交，“一带一路”，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和能源，贸易和投资，文化、科技和旅游等6个分委会。“中阿合作论坛”则是一个层次多元、内容丰富的多边合作框架。海湾地区除伊朗外均为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世界重要而独特的板块。“中阿合作论坛”自2004年成立以来，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海湾国家贡献突出。在2014 年6 月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1+2+3”的合作格局：“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能源战略合作关系；“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强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上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2016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明确以推进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作为共建“一带一路”三大支柱，并设定了重点合作领域和项目。
（二）设施联通稳步推进，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突出领域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将沿线各国的陆、海、空、网连接起来。通过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6大经济走廊，中国将与欧亚非紧密相连。海湾国家资金充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求迫切，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成熟技术可为其助力。目前，“海合会”拟效仿欧洲高速铁路模式，打造贯穿地区、沟通各国的铁路干线，包括科威特—沙特—巴林线、巴林—多哈线、沙特—阿布扎比和艾因（Al-Ain）线、马斯喀特—沙哈（Sahar）线等，总里程达2117公里，总投资约154亿美元，预计于2020年完工。[8]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上述项目，还承建港口、码头、工业园、石油管线等，直接推动中海互联互通，如：1.沙特，南北铁路CTW200标、麦加轻轨、麦加—麦地那圣城高铁、朱拜尔石油管线、阿拉伯扎瓦尔角海港；2.阿联酋，阿布扎比穆萨法跨海桥、阿布扎比—艾因公路桥梁、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胡里拉工业园区码头；3.卡塔尔，东西走廊、岸桥场桥、波斯湾新城卡塔尔路赛CP1、梅塞伊德天然气工业园、多哈新港（又称哈马德港）；4.阿曼，伊卜里、苏哈尔电力、萨拉拉独立电站、莱苏特储油设施终端改造；5.科威特，布比延岛海港建设项目；6.伊朗，德黑兰北方高速公路（通达里海）、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高铁、地铁1、2、5号线、波斯湾南部“格什姆石油码头”（海湾石油生产储备重要枢纽）。此外，2016年阿联酋航空“迪拜—银川—郑州”航线、阿曼航空马斯喀特—广州航线，分别实现通航。[9]
（三）传统经贸合作持续增长
中海经济具有很强互补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方在能源、经贸、工程承包、项目投资等方面合作不断深化。截至2015年底，中国从“海合会”国家进口原油总量1.1亿吨，占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的75%；中海贸易额达1368亿美元，占中阿贸易总额的70%；中海签署承包劳务合同额总计1028亿美元，2015年完成工程承包115.5亿美元，占中国海外工程承包营业额的7.56%，新签工程承包合同118.7亿美元；中海非金融类项目投资额总计为86亿美元。2010-2015年，中国对海湾国家投资从4.3亿美元增加到19.7亿美元，年均增长35.6%。与此同时，“海合会”对中国的投资也在增加，双方相互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0]
目前，海湾国家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全球第二大承包工程劳务市场和第二大工程建设市场，中国是海湾国家的第八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将为中海传统优势领域合作带来更大发展空间。如，中阿博览会自2013年成立以来已举办两届，签约项目163个，投资金额1712亿元人民币，国外项目86个，投资金额超千亿元，国内项目77个，投资金额近700亿元。[11] 再如，中海“自贸区”谈判于2016年重启，全面“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双向投资、贸易增长，有助于中国企业进一步实现国际化经营。中海在服务贸易、金融投资以及规制协调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也有助于制约欧美国家重新规制全球自由贸易的企图。
（四）资金融通发展迅猛，海湾国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重要平台
海湾国家存在巨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制约，社会资本投资热情和参与度不高。“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地国家提供了建设思路和方向，即通过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创新融资模式，改变依赖财政拨款的传统观念，以兼具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项目推动经济增长。为便利跨境贸易结算和双边经济合作，中国于2009年开始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政府合作机制推动下，海湾地区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产品创新、离岸清算中心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14年8月到2016年8月，阿联酋的人民币支付金额增长210.8%，与中国内地/香港间81.4%的直接支付使用人民币；[12] 2016年9月，科威特与中国内地/香港的直接支付业务中人民币使用比例已超过10%。[13] 2012年和2014年，中国先后与阿联酋、卡塔尔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均为350亿元人民币。2014年，中国在卡塔尔多哈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截至2016年4月，办理业务金额共计3030亿元人民币。[14] 2016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由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担任阿联酋人民币业务清算行。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扩大到阿联酋，与阿联酋中央银行签署了推进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此外，中国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了200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计划联合投资海湾地区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均重点支持“一带一路”项目，海湾国家也积极探讨建立或扩充双多边合作基金，中海金融合作稳步推进。
（五）人文交流达到古丝绸之路以来最高峰
人文交流是是中国与海湾国家的重要联系纽带，双方在科研、教育、文化、卫生、青年、旅游、宗教等领域的交流内容丰富，双边民意基础更加牢固。2014-2015年，中阿举办友好年，签署第一个共建联合大学协议，启动了百家文化机构对口合作。目前，在华阿拉伯留学生突破14000人，阿拉伯国家孔子学院增至11所，中阿每周往来航班增至183架次。[15] 其中，在华“海合会”国家留学生有2457人，“海合会”国家已建成3所孔子学院，中海每周往来航班有168架次。此外，中国与阿联酋迪拜、巴林、伊朗实施了免签或落地签。2016年8月，中国与巴林签署《设立中国文化中心谅解备忘录》。
三、“一带一路”建设在海湾地区取得进展原因
“一带一路”倡议在海湾国家取得重大进展是中海双方顺应地区和时代发展潮流，共同积极推动的结果。
（一）地区形势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机遇
近年来，海湾国家形势发展良好，大国地区博弈中的合作因素在增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
首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客观上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为实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相对克制：一是通过接受“化武换和平”方案，对俄罗斯强势介入叙利亚罕见忍耐；二是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拒不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三是在伊朗核问题上，不顾以色列、沙特等国反对，将伊朗放出制裁“牢笼”。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有限收缩，客观上推动地区国家“向东看”的政策选择，也为中国走进中东减少了阻力，客观上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向海湾地区扩展。
其次，美俄在西亚北非“临时性协作”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西亚北非出现“美退俄进”现象，两国经过较量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各自确保在“战略支点国”的优势地位。一是打击“伊斯兰国”共识增加，国际社会在不同层面与领域加大反恐力度，地区恐怖势力遭重击；二是在国际社会促和努力下，叙利亚、也门冲突各方边打边谈，出现停战与政治对话转机；三是伊朗核协议签署以来执行进展顺利，不仅增强了构建地区和平的现实性，也为中伊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新机遇。
最后，海湾国家政局平稳，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根本保障。海湾六国积极反恐，严控宗教极端思潮蔓延，有效遏制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战乱冲击，社会基本稳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普尔、惠誉、穆迪等国际组织及评级机构，积极肯定海湾六国主权信用和商业环境，认为其系统性风险系数较低。[16] 海湾国民整体素质较高，在高福利社会环境下，犯罪率较低，国家实行外来劳工管理制度，客观上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二）海湾国家“东向”政策高度契合“一带一路”倡议
海湾国家大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或加速阶段，许多国家迫切需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工业化步伐，以缓解国内矛盾和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境地。为此，海湾国家均积极制订远景规划，如沙特“2030愿景”和国家转型行动计划，阿联酋“2021发展愿景”，阿曼“2020愿景”，科威特“2035发展愿景”，卡塔尔和巴林“2030愿景”，期望通过私有化和发展非石油产业（金融、贸易、基础设施、自贸区、新能源、旅游、工业、服务业、地产、航空航天、信息产业、会展、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沙特改革力度最大，计划到2020年实现国家经济转型，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海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多元化改革，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外来投资带来更多商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低油价背景下，海湾国家更加看重中国等新兴市场，对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治国理政方略等产生浓厚兴趣，希望能够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与中国开展全面合作，吸引中国资金、技术，推动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17] 阿盟驻华使节委员会轮值主席、阿曼驻华大使阿卜杜拉·萨阿迪曾表示，中国和“海合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的合作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应携手共同推动这样一个大战略。[18] 海湾国家“东向”和中国“西向”形成历史性交汇，中海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战略对接将为双方合作带来新机遇。
据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东黄皮书，能源安全、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是中海共建“一带一路”最具前景的四大领域。[19]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海湾地区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新动力。
首先，中国仍将海湾地区油气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保障。虽然中国正努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能源需求结构转型，但短期内仍需持续的化石能源供应。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国内原油开采成本较高，2016年以来中国原油产量下降，对外依存度已攀升至63.8%。[20] 其中，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阿联酋等“海合会”国家是中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来源地。海关总署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原油进口3.81亿吨，创下2011年以来的新高；自“海合会”国家进口1.15亿吨，其所占份额高达30.2%。[21] 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也持续高涨，2016年超越韩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预计到2020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4000亿立方，产量将达到2200亿立方，进口1800亿立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45%。[22] 而“海合会”国家正是中国天然气进口的重要保障，其中，2016年卡塔尔和阿联酋分别是中国第三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保持上升势头、“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行业内非国营原油贸易得以开放、国内原油持续减产，中国石油进口需求将保持旺盛；与此同时，随着国内政策的导向作用和环境压力日趋增大，天然气的有效利用空间越来越大，[23] 供应趋紧将是长期趋势。海湾地区具备丰富的油气资源和便利的开采运输条件，能够满足中国不断上涨的需求，在可预测的将来仍是中国油气进口的重要保障。
其次，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将海湾地区作为重要的承接市场。中海均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双方产能合作存在很大互补性。为降低对石油产业依赖，海湾国家推动产业多元化，而中国是全球工业体系最全、制造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中国产能优势若能与海湾国家资源优势、地缘优势和市场优势充分结合，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互利共赢。据海湾工程咨询公司MEED2016年报告，海湾国家基础设施需求旺盛，未来10年海湾六国规划工程项目总额约2万亿美元，其中沙特计划投资450亿美元建设全国铁路网；科威特大型工程项目授标额已达300亿美元；阿联酋迪拜将举办2020年“世博会”，预计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总投资达183亿美元；卡塔尔将举办2022年世界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将超过2050亿美元。[24] 此外，海湾各国均推出海岛开发、铁路、机场扩建、城市改造、自贸区等基建项目，科威特计划用1300亿美元在北部沿海索非亚建立新城（2035年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欧丝路的重要枢纽），投资700亿美元建设一个“丝绸城”；阿曼计划在中部省杜库姆建设经济特区，并明确表达了同中国合作的意向。[25]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指出，“海合会”经济结构多元化战略与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倡议结合，充分发挥双方比较优势，共商共建，相互借力，推动经济结构加快优化调整的同时，将引领中海经济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26]
最后，中国将海湾国家作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水区”。近年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海湾国家资金缺口加大，财政压力高企，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和海湾国家短期内无法改变能源供需的关系现状，出口石油采取单一货币（美元）结算的弊端日益显现，同时为同俄罗斯争夺中国市场份额，海湾国家开始尝试在同中国开展石油贸易时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2016年9月26日起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阿联酋迪拉姆和沙特里亚尔直接交易，作为海湾主要产油国，沙特和阿联酋接受人民币结算将带动其他“海合会”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降低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石油行业造成的冲击，更有助于拓宽人民币的使用范围、维系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价值和储备价值。[27] 与此同时，中国在阿联酋和卡塔尔进行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批准可投资额度分别为500亿和300亿人民币，有助于拓宽中东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渠道，增加人民币及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吸引力。但是，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健全，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有限，境外人民币只能通过RQFII等有限渠道回流国内，难以形成通畅的人民币回流机制；而人民币在海湾地区的贸易结算刚刚起步，当地尚未形成利用人民币开展贸易投资的习惯。[28] 因此，中国要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国际原油市场向买方倾斜的契机，从贸易结算起步，循序渐进，使“海合会”国家成为人民币探索发挥石油交易计价结算职能、走向国际化的理想区域。[29]
四、“一带一路”建设在海湾地区面临的挑战
海湾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既是全球能源基地和“希望”大陆，也是民族、宗教、政治纷争之所。局势动荡和大国博弈使中海合作面临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
（一）地缘政治风险。西亚北非正经历新世纪以来最深刻变革。一是美俄关系调整。俄罗斯摸准美国推行战略重心东移的“底牌”，伺机出兵叙利亚，成为当前解决地区难题不可或缺的一方，西亚北非出现“美退俄进”态势。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地区政策、与俄关系均将出现调整。二是沙伊全线对峙。沙特和伊朗是西亚北非大国，分别代表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民族，又是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领袖，双方博弈既具意识形态色彩，更是对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两国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冲突中各拉一派打“代理战”，加剧了地区局势紧张和伊斯兰世界分裂。三是国家关系重组。在上述两大态势影响下，以色列、沙特、土耳其、埃及等美国地区盟友出现离心倾向，转而接触俄罗斯。埃及、沙特、阿联酋、土耳其等走近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等对叙利亚政权立场“翻盘”。由于地区秩序和国家间关系正处在解构中寻找平衡，格局重构易引发地缘政治冲突，从而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难以确定的政治风险。四是热点问题发酵。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伊朗核、也门、“伊斯兰国”等形势发展对海湾局势造成冲击，对双边贸易、投资、工程承包等合作均构成风险。
（二）经济风险。海湾国家均属王权统治，处于工业化前期，受欧美影响较大，“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内外因素制约。一是市场准入门槛高。在海湾开展业务受官僚腐败或王室垄断等问题困扰，一方面是政府审批手续繁琐，影响工程进度和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对进口控制严格，在对外资企业和国际承包商在建项目进行分级和评估中，中国公司无明显价格优势。二是与其他国家间竞争激烈。海湾国家长期与欧美打交道，在规划设计、生产经营、质量监管等方面更认可西方标准。在传统土建领域，中国还面临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竞争，中资企业优势总体相对不足。三是项目融资瓶颈。基建项目盈利能力弱、成本回收周期长而政府监管严格，私人机构较少投资，可融资渠道有限。海湾国家由于财政压力高企，投资能力受限，单纯依靠“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难以满足需求。四是劳工权益维护存在短板。“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雇佣越来越多的当地劳工，但对所在国法律的不熟悉及操作层面的不周全，容易引起劳务或经济纠纷。
（三）宗教文化冲突风险。在海湾地区，伊斯兰教占绝对主导地位。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价值体系，伊斯兰教对地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深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不可避免地再度碰撞。由于宗教和语言不同，双方存在较大的文化和认知差异，影响民心相通和双边关系发展。伊斯兰教随“一带一路”向东渗透，可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和强化当地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如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已出现“瓦哈比化”苗头。如有不法分子或别有用心之人借机煽动宗教狂热，挑唆教俗矛盾，即有可能成为催化暴恐活动的因素之一。海湾地区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大本营”。虽然“伊斯兰国”在国际社会合力下受到重创，但仍处于“外线扩张”态势，短期内难以彻底消灭，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随着“一带一路”项目展开，极端组织或犯罪分子可能劫持中方人员以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
五、关于在海湾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海双边关系深化扩展提供了平台，共同的发展需要将两者紧密相连。虽然存在一些挑战，但只要正视并积极应对，就可能化风险为机遇。
（一）加强政策沟通，提升政治互信。中海近年来高层往来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中国在和沙特、阿联酋、伊朗等海湾大国互动同时，也要适当增加与中小海湾国家的高访和接触，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一是加强在叙利亚、也门、伊朗核等地区事务上的协调配合，继续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二是进一步完善双多边机制建设，如中海“自贸区”、“中阿合作论坛”等，充分利用双边各高级别联委会和分委会等机构职能，将两国战略对接具体到点、落实到地；三是与域外相关国家建立对话机制，将各方发展合作的动能转化为促局势稳定的势能，共同构建地区和平，维护共同利益。在“正确义利观”指引下，中海合力推动以共商为原则建立“利益共同体”、以共建为原则构筑“责任共同体”、以共享为原则迈向“命运共同体”，[30] 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
（二）打造海湾走廊，链接西亚丝路。在“一带一路”6大经济走廊中，与新亚欧大陆桥重叠，从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越出中国国境后有一条从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的经济走廊。与新亚欧大陆桥突出铁路交通优势不同，这是中国油气管道必经之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扩展，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将不断延伸到沙特、伊拉克、伊朗等海湾国家，如果打造一条海湾走廊与中巴经济走廊对接，建成西亚丝路，便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能源安全，而且还可合纵连横通过阿拉伯半岛向地中海沿岸及其纵深辐射，丰富和延伸“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和空间，从而将亚、欧、非三大经济圈完美连接。[31]
（三）提质经贸合作，优化产能合作。中国虽是海湾地区最重要经贸伙伴，但贸易水平低，能源比重大，中国出口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较少，双方合作的标志性大项目不多。中海产能合作虽已从传统工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向商业零售、金融、通信和旅游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拓展，但在产业政策、产业布局、重点产业培育等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1.对接发展战略，发挥双方优势和潜能，扩大产能合作领域，瞄准港口、物流、产业园区等重大项目，争取早期收益形成示范效应；2.平衡项目投资，中方项目不只集中于伊朗、沙特、阿联酋等能源富集、消费能力较强、地区影响较大国家，加快完善地区产业布局；3.开展第三方合作，在重大项目竞标和建设上，避免单打独斗，可联合其他国际公司或当地企业共同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四）推动金融合作。海湾国家石油美元资金充裕，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长期资本来源之一，要在战略上加以重视，可采取以下方式推进合作：直接开设分支机构；加强与当地同业联系；银企合作；资本市场合作，包括发行债券、股权融资、设立合作基金等。中海可就如下方面探寻合作：1.实行多元融资，破解资金瓶颈。以“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为依托，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决策机制；开发多种金融产品，如对外担保、混合贷款、丝路债券等，通过金融创新疏通融资管道。2.增加营业网点，完善海湾国家布局。中资商业银行在海湾地区网点少，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严重滞后于企业，难以为企业提供持续全面的金融服务，还需海湾国家提供帮助。3.了解金融法规，培育专有人才。海湾国家是伊斯兰金融核心区域，要求符合伊斯兰教义，具有强烈道德取向，强调公正、公平、分享利润和亏损的伙伴关系。对接伊斯兰金融，除专业知识技能外，还需了解伊斯兰教义、熟悉伊斯兰国家商业法律法规的专业人才。
（五）加强风险防范，构筑危机管控。为应对“一带一路”建设在海湾地区的各项风险，须建立议题领域的安全形势和风险评估机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危机提示预警，减免不必要损失。一是做足功课。加大对海湾国家的政情国情的分析和政治安全风险的预判，充分了解对象国的政策走向，商业文化环境和财政、税收、法律，建立风险防范知识体系。二是建立机制，联合“反恐”。利用双边或多边形式加强政府间信息沟通，与相关国家分担责任，构筑符合各方利益的长效共赢安全机制。三是加强安保，依法治企。“走出去”企业可聘用当地律师和国际律师，坚持信用证付款，或者预付金与托收相结合，利用外援推动以人民币结算，与海外安保公司合作，以此降低法律和支付风险，保障海外企业财产和人员安全。
（六）密切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一是引导宗教交往。加强正常宗教交往是促进民心相通、提升相互认知和理解的重要渠道，也是应对极端主义思潮泛滥的有效途径。二是勇于善于发声，正面引导海湾国家构建对华友好的民意基础。三是加强智库交往。国内智库打破部门和区域划分进行议题合作，同时积极“走出去、请进来”，与国外智库加强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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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主席于2014 年1月会见“海合会”代表时表示，中国和“海合会”是政治互信高、经贸合作实、人文交流密的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详见吴思科：“‘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合作”，《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
[2]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湾合作委员会”或“海合会”，是海湾地区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组织，成立于1981年，总部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成员国包括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6国，有时简称“海湾六国”。2001年，也门被批准加入“海合会”卫生、教育、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理事会等机构，参与部分工作。
[3]西亚北非从地缘上大致可分为两个次区域：一是东部海湾地区，包括“海合会”国家和伊朗、伊拉克等；二是西部地中海沿岸“黎凡特”（Levant）区域，包括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北非阿拉伯国家可视为这个次区域的延伸。参阅高祖贵：“中东大变局的战略影响”，《中国安全新态势与中国外交新应对》，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4]杨光：“中国与海湾国家的战略性经贸互利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相关数据还可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310/20131000367026.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5]谢中妹：“利用海湾国家经济发展机遇，深化中海经贸合作”，《中阿博览会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第4辑。
[6]“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占全球比例超过1/3”，中国驻阿联酋经商参处网站，2014年3月1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403/20140300513623.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7]“习近平会见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新华网，2016年1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1/20/c_135026944.htm。（上网时间：2017年2月23日）
[8]“海合会国家雄心打造铁路建设规划”，凤凰网，2011年1月17日，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0117/3216690.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3日）
[9]中国企业在海湾建设项目，均为参阅驻在国大使馆及其经商处网站信息汇总。
[10]相关数据更新于2016年5月，具体可参见商务部西亚非洲司网站，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date。（上网时间：2017年2月20日）
[11]“中阿博览会签约项目投资金额1712亿元”，新华网，2015年9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9/12/c_1116541723.htm。（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12]Swift RMB Tracker, September 2016.
[13]Swift RMB Tracker, October 2016.
[14]Satish Kanady, “Qatar Renminbi Center Handles RMB 303bn Worth Transactions,” The Peninsula, April 20, 2016, http://www.thepeninsulaqatar.com/article/20/04/2016/Qatar-Renminbi-Centre-handles-RMB303bn-worth-transactions.（上网时间：2017年2月24日）
[15]“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6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2/c_1117855467.htm。（上网时间：2017年2月23日）
[16]在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海湾六国的商业环境风险展望均为正面，是全球投资环境较好区域之一；在世界银行《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中，阿联酋、巴林位列全球改善最多经济体前十。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chinese.doingbusiness.org。（上网时间：2017年2月24日）
[17]王林聪：“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挑战及应对”，《当代世界》2015年第9期。
[18]“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何顾虑”，澎湃新闻网，2014年10月24日，http://news.163.com/14/1024/06/A9A7S96800014SEH.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0日）
[19]杨光：“在中东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与安全视角”，《中东黄皮书：中东发展报告No.18，2015-2016》，http://tt.cssn.cn/zk/zk_zkbg/201611/t20161117_3280150_2.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5日）
[20]“Foreign Oil Dependency Up,” ECNS, January 13, 2017, http://www.ecns.cn/business/2017/ 01-13/241517.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21]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海合会国家数据由相关国家数据加总计算得出，http://www.haiguan.info。（上网时间：2017年2月25日）
[22]贺志明：“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基本现状和矛盾”，石油观察网，2014年5月4日，http://www.oilobserver.com/tendency/article/632。（上网时间：2017年2月23日）
[23]“当前国内天然气市场的调查（中）”，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6年11月11日，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6/11/11/001620200.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5日）
[24]“海湾国家规划建设工程项目总额达2万亿美元”，商务部网站，2016年6月1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zd/201606/20160601337273.s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5日）
[25]吴思科：“‘一带一路’，来自中东的声音”，观察者网，2015年4月9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4/09/content_35277076.htm。（上网时间：2017年2月22日）
[26]“中国—海湾国家产经合作新蓝图”，人民网，2017年2月25日，http://rmfczz.com/chanjing/2017-02-25/7433.html。（上网时间：2017年2月24日）
[27]王煜、王立坤、徐思远、张惠岩：“石油人民币计价体系的机遇和挑战”，《期货与金融衍生品》2016年5月。
[28]陈植：“中资银行布局‘一带一路’境外业务挑战：人民币现金管理、贸易融资等发展缓慢”，《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12月22日。
[29]高波：“加强中阿金融合作 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债券信息网，2015年10月12日，http://www.chinabond.com.cn/Info/22061365。（上网时间：2017年2月25日）
[30]田文林：“‘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中东战略”，《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
[31]钱学文：“‘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西亚新丝路建设”，《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