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对未来预期普遍趋好，人们从以前的“怕欠债”，到现在更愿意进行贷款消费，甚至有些人长期处于负债状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17年9月底，中国家庭部门贷款已达39.1万亿元。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家庭债务的绝对总量还未达到极端状态，但其增长速度较快，给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隐患，逐渐成为政府及各部门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去杠杆创造有利条件。可以说，去杠杆政策已经成为我国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的一项关键内容。
当前中国家庭债务的特点
居民杠杆率呈现上升趋势，阶段性特征显著。居民杆杆率是最为常用的流量性指标，表示为居民部门贷款余额与名义GDP之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的债务负担能力和偿债能力。我国居民杆杆率的绝对水平虽尚未处于极端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动态变化。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杠杆率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3年以前，居民杠杆率平稳上升，由1996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8%；第二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居民杠杆率相对稳定，围绕18%上下波动；第三阶段是2008年及以后，居民杆杆率快速上升，从2008年到2016年，杠杆率从18%上升至45%，2017年更达到了48.97%，已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图1）。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其速度之快，令人担忧。
住房贷款占据家庭债务的绝大比例。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三季度末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为21.1万亿，占总贷款余额的54%，同比增长了26.2%。2017年开始，各地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限制了居民获得房地产贷款的途径。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短期消费贷款增速已经超过中长期贷款，主要是因为住房贷款的需求通过其他贷款途径进行转移，一部分短期消费贷款作为住房贷款的替代形式变相流入房地产市场，说明一些家庭持有的现金、银行储蓄、金融资产等流动性资产趋紧，从而通过短期贷款暂时弥补债务缺口。
家庭债务存在区域失衡。居民存贷比是另一个衡量家庭举债和偿债能力的指标，表示为住户贷款与住户存款之比。2016年我国的家庭消费债务各地区均逐季增加，东部地区的家庭消费债务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和中部分别排列第二、第三，东北最低（如图2）。同时，家庭债务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呈现一线城市高、二线次高、三四线低的格局。由此可见，我国家庭债务的地区分布存在失衡问题，且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
部分贷款平台存在风险。一些短期消费贷款是通过现金贷等网络小额贷款方式获得，不可否认，现金贷对于居民短期消费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般而言，长期贷款对应居民按揭贷款，短期贷款对应消费贷款，短期贷款可以通过信用卡贷款和现金贷等方式获得，其中，现金贷方便快捷、无抵押、无担保等特点吸引了众多居民。但是现金贷存在资质审批不严、越权审批、高利放贷、暴力催收、非法经营等问题，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隐患较大。
中国家庭债务产生的原因
劳动收入是决定家庭是否会做出借贷行为以及影响借贷规模的重要因素。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劳动收入是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劳动收入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因为家庭收入过低，无法支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生活支出等，被动地做出借贷行为。这一类型的家庭借款数额小于后两种，因为其抵押物价值和还款能力较低，一般用以满足紧急需求。二是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的平滑消费，即在给定的一个时期内，个人的消费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个人一生的劳动收入和初始财富所决定。因此，有平滑消费的家庭一般当前收入或净资产水平较低，而未来的预期收入较高，所以选择通过贷款进行提前消费。三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收入不断增加，具备一定的财富基础，具有一定的投资意识和能力，对财产性收入的追求不断增强。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这一类家庭持币的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减弱，投机动机增强，希望获得更多能够产生收益的资产，其中风险偏好者会利用贷款进行投资。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快速提升，全国居民收入增速连续数年跑赢经济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人们的当前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提高，家庭主动借贷的意愿愈加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家庭债务不断升高的现象。
住房市场价格波动，推动家庭债务升高。由于个人购房贷款占家庭总债务的绝大部分，所以居民债务对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十分敏感。一方面，我国年轻一代的购房需求支撑着房价的上涨；另一方面，房地产泡沫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灰犀牛”，房屋的投机功能大于居住功能，出现大量空置房，房价不断抬高。这两类人群对房地产的需求强劲，然而国内供给不足，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土地紧张，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近年来，住房价格涨幅大于收入涨幅，而且因刚性需求和看涨预期，家庭愿意承担高房贷，从而导致房价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部分居民只能依靠更多的按揭贷款来购买房屋，客观上也推动了居民杠杆率的升高。房地产趋热带动了房地产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投机需求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大量资金转移至房地产市场，造成对实体经济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进而形成恶性的房价上升循环，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造成一定阻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过低的实际利率使家庭债务总量不断增加。首先，低贷款利率鼓励居民到银行贷款，推动家庭债务规模增加。同时，居民将现金转移给银行容易导致盲目投资，抬高了居民杠杆率，并减少了居民消费需求，不利于我国以消费为驱动进行转型升级的战略。其次，早期购房者因为已获得利率优惠，所以低贷款利率与房地产市场的收益率同时出现，鼓励了早期购房者推迟还款，并且通过房地产进行套利，与国家“抑制居民杠杆率”的政策目标相悖。最后，过低的贷款利率增加了家庭债务的潜在风险，当央行加息，利率水平升高，与收入不匹配的贷款会使得高负债家庭面临还款金额升高的压力。此外，过低的实际存款利率鼓励家庭从银行定期存款转变为进行金融投资产品等表外业务，导致了影子银行的激增，而投资带来的高风险虽然可能带来高收益，但是一旦失败，容易导致居民家庭债务增加。
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为居民加杠杆提供了途径。一方面是银行的贷款产品和模式在不断创新，当投资收益与成本差额较低时，银行有动力投放收益更高的消费信贷，而现金贷监管趋严也会促使部分家庭资产回到银行。另一方面，除了银行提供的贷款，近几年快速发展的现金贷等网络小额贷款也增加了居民加杠杆途径，然而银行系统无法显示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的借贷数额。例如，蚂蚁借呗、京东白条等都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按日计息的借贷产品，相当于个人额度30万以下的短期消费贷款。2016年4月，蚂蚁借呗对外公布，其在上线一年内就累计发放494亿元消费贷款。
当前，现金贷在我国饱受诟病，一是因为道德争议。现金贷高额利息和普遍周转续贷的做法，使得用户背上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加大了居民杆杆率，同时，部分平台利率设置过高、收费不透明等做法也严重损害了用户的利益。二是风险控制担忧。现金贷的门槛普遍较低，大量无还款能力的用户得以准入，发生的坏账则通过加大利率施加到正常还款用户身上，且部分平台自身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相比于银行贷款，更容易形成风险隐患。
化解中国家庭债务的相关对策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良性上升，深化收入分配政策。首先，保证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处于优势地位，而经济持续增长是家庭收入和资产积累稳定增长的前提。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家庭债务这一问题会逐步得到化解；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收入增长能够减少被动贷款的现象，缓解家庭债务压力。其次，除了增加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之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加偏向居民部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工资差距，减少高收入家庭的投机性行为，将其收入转移至消费行为上。同时，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因极端情况而贷款的行为。最后，政府要鼓励居民将收入存款用于消费，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适当引导，合理进行个人消费贷款，杜绝短期消费贷款变相进入房地产市场，减少居民加杠杆的行为，控制居民杠杆率。
加强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差别化调整杠杆。一方面，面对住房需求端强劲情况，政府应当区分刚需人群和投资人群，降低一二线城市加杠杆的力度，实行区域差异化的降杠杆政策。在房价上涨的热门地区，适当提高其首付比例以及银行贷款利率，改变人们对房价“只涨不跌”“长期上涨”的预期，并且采取限购措施，认房又认贷，增加投机性购房的成本；在房价下降的地区，适当降低其首付比例以及银行贷款利率，以维持经济较好地增长。另一方面，除了限制或鼓励需求端购房，政府也要从供应端入手，加强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增加自主性商品房、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大各种类别的住房供给量，降低房屋价格，对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人群严格审查，以防止投机性买房抬高房价。
及时调整存贷基准利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面对居民杠杆率速度加快的现象，央行应采取上调基准利率的加息行动，降低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意愿。在2018年两会上，政府将CPI预期目标设为涨幅3%左右，而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CPI同比上涨2.9%。2018年我国可能会直面由全球通货膨胀中枢上移、公共服务性消费机构价格上涨压力、PPI对CPI的传递效应等通货膨胀因素所导致的央行上调基准利率的决策。贷款基准利率上调后，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做好配套设施，因为在短期内，贷款利率上升，不利于自住购房者，商业银行应给予一定的利率折扣，缓解自住购房者的长期债务负担。
坚持金融监管制度先行，严格整顿现金贷业务。首先，制度建设先行，完善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制度以及信贷业务审批制度等，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对购房、消费、经营等不同贷款采取对应的审查制度，填补制度漏洞，以防止投机商家钻制度的空子。其次，促使商业银行在个人购买贷款环节严格审查借款人的真实收入，加大对个人消费贷款、个人经营贷款用途的监管检查，提高准入门槛，将不符合贷款门槛的借款人排除出去，进而在宏观上降低居民部门整体的债务负担。最后，整顿现金贷的行业乱象，要从市场准入和资质管理两个方面入手，严格执行央行联合银监会制定的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政策与制度，从业务整顿和监管统筹等方面对现金贷业务进行规范，建立明确责任单位、举报与重奖重罚等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①张晓晶：《淡化增长目标为去杠杆创造有利条件》，《经济参考报》，2017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