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莅临云南大学“东陆高端论坛”和“周边外交论坛”，作了题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与中国的学术创新契机》的学术讲座。讲座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迁”、“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及后果”、“中国学者的代际传承与超越”、“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契机”四个部分。这是讲座的第二篇，题目为“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及后果”。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这种主角地位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地缘上均有具体的表现。
一、中国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超级经济体
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量、世界排名第一的制造业产值、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以及大量的巨型企业共同奠定了中国当前国际地位的经济基础。
第一，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中心地位首先体现在经济体量方面。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国家经济体，而且近十年来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经济体量上的差距日益扩大。2017年，美国GDP占世界份额约为25%，中国GDP占比则为15%左右，是日本的两倍有余。而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中日的GDP差距只会日益扩大，日本在经济规模上重新赶超中国的可能性较小。
2017年主要经济体GDP占世界份额
第二，在近现代以来成为大多数国家经济支柱的制造业领域里，中国的产值位居世界第一，这一地位自2010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基于我长期对金融与货币政治的观察与研究，我认为决定一个大国世界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最终还是该国的制造业水平，而不是金融和货币。过去我参加学术研讨会时一直强调的是，中国要成为国际经济的引领者，必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像美国一样掌握世界金融武器或者控制整个世界的金融网络。但近几年来，我的观点开始有所调整，我认为金融是血液，但制造业是骨架。我认为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集中精力发展制造业，以此夯实大国的经济骨架。
以香港地区和美国为例。香港基本上丢掉了制造业，它不同于新加坡，后者因为是独立国家，需要强大的制造业来支持国家的国防需求。香港则主要依靠金融，房地产、旅游与贸易等服务业实现经济腾飞。制造业的缺位最终导致了香港社会的分化与社会矛盾的高度激化，这也是香港社会发展不稳定因素的源头之一。而美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也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目前国内的一部分舆论将特朗普视为一位不理性的政治领导人，但我认为特朗普是看到了美国的问题之所在，他目前所作之事对美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虽然不一定最终能取得成功，但至少是表明特朗普意识到美国存在的问题，即过度金融化导致美国制造业不断外移，另一方面，特朗普也感受到了中国（与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对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造成的巨大威胁，所以他要重振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而且强调一定要将高端的制造业留在美国本土。
第三，中国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在巨额的外汇储备基础之上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目前中国的投资在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规模浩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彰显的是中国资本的力量。此外，中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境外消费国，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在全球的分布和扩散也很广泛与强劲，这很大程度归因于中国庞大的赴外旅行和赴外购物群体，人民币国际化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移动支付来推动的。
第四，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是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大国经济崛起最终还需落实到产业和企业。真正奠定了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的那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大企业，没有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总量增长的意义也不是特别突出。虽然世界500强企业的选择与排名标准是企业的规模，而不是企业的研发或技术水平，但经济崛起首先必须通过规模来体现，因此世界500强企业的数据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新数据显示，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已达120家，而在10多年前只是零星的十余家；目前美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是126家，中国可能很快便会超越美国；作为中国长期的经济竞争对手，日本现在也只有52家企业进入500强之列。
此外，近两年来，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油气进口国，一方面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有意和无意卷入了世界能源地缘政治之中，并成为其中的主角。上述所有的指标都意味着中国已成为一个超级巨型经济体。这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不得不高度关注并研究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份量变化及其意义。
二、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
政治大国是一个不好操作的概念。我认为衡量政治大国有四个指标：具有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引领能力；具有较为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具备较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具备一定的国际政治惩罚能力。
除了经济以外，中国在政治上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大国。首先，具有规则和制度的制定与建设能力是一个国际行为体拥有较强政治权力的表现，而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日益突出。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中国力推的第一个国际安全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也是在中国的努力推进下形成的新兴国家治理机制；云南大学一直重点研究的澜湄合作机制就是中国近年来所倡议的一个区域经济制度，尽管成立至今遇到不少挑战，但也取得巨大成就，而且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这些案例说明中国开始具备独立的建设与引领国际制度的能力。
第二，中国的政治动员能力日益提高。所谓“政治动员”，是指说服其他国家自愿追随、支持本国的主张与行动的能力，比如“一带一路”峰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积极响应与参与，就是中国政治动员能力较强的集中体现。国际交往中的政治动员就像人际社会交往中的“请客吃饭”，既需要本人（本国）具备“请客”的经济实力，又要他人（他国）乐于接受邀请并积极加入“饭局”。
第三，中国具备一定的问题解决能力。当前世界上的诸多国别、区域或全球性问题（如巴基斯坦、阿富汗、苏丹、朝核等诸多问题），中国都有参与解决的意愿与能力。
最后，中国开始拥有一定的国际政治惩罚能力。过去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只能是“受惩罚”的对象，但近几年中国开始具备惩罚违反国际规则或双边交往原则的国家，如南海危机中中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制裁，以及萨德事件中中国对韩国的“惩罚”。
三、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 使中国在军事领域鲜有匹敌
虽然军费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的军事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观察国家军事实力的相对变化。目前，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比重约为36%，中国则为14%。一方面，军费占比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与军费排名世界第三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印度）拉开较大距离，所以尽管排名接近，但这些国家在军事领域并非处于“平起平坐”与可以相互抗衡的格局，这也说明综合来看，除美国之外，目前在军事实力上能够与中国匹敌的国家并不多见。
四、具有独特文明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大国
尽管中国过去四十年强调融入国际体系，但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延续性和凝聚力，使中国得以长期维持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但在当今大国博弈环境下中国要警惕不必要的“模式之战”。
除硬实力外，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明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大国，中华文明能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并驾齐驱，且从来未被击溃以至于延续至今，这说明中华文明中的群体思想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较强。
目前文明的冲突沉渣泛起，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国内一部分人喜欢通过否定他国的模式来凸显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正是“模式之战”的具体表现。模式的背后是一系列价值、制度与思想。我写过一本题为《制度之战》的专著，但最终关注的还是国家对国际制度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争夺。权力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但我不希望看到中美打一场以制度为依托的“社会战争”，这种战争对双方年轻一代而言伤害极大。然而，目前看来，这场“战争”似乎不可避免，此前美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接触策略“改造”中国，但现在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体，原来的改造策略并不奏效，并逐渐转变为对抗策略，以应对与美国“同床异梦”（即同处于在全球化的同一张“床”上，但中美所作之“梦”截然不同）的中国的崛起。
五、地缘上中国始终是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棋手
中国问题即世界问题，我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的关键性地位。
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独特，使之成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棋手。有别于世界上美国、巴西等其他大国，中国的地理位置（即与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相毗邻，并身居亚洲经济活跃地带）意味着中国必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之一。中国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全世界的问题，就是整个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对象，而这也是作为中国学者、学生的重要学术契机。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需要发达和繁荣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提供理论与学术支持。中国具备成为和美国一样的国际关系学术大国的现实条件。美国智库发达的原因在于该国拥有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具有管理整个世界的现实需求，从而催生了更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并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关系学术大国。目前中国也具备了与美国相似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世界也需要中国学者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贡献理解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因此中国有潜力发展成为另一个国际关系学术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