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也是战略、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较量。在此大背景下，东盟在科技领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华为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凭借着其先进的技术和较低的生产成本，成为许多东盟国家的首选。然而，美国却以华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号召他国加入围堵华为的阵营中。
美国对华为的公开打压始于2018年12月华为董事长任正非之女孟晚舟被捕事件。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此举实质上打响了围堵华为行动的第一枪，一些分析人士甚至将美国对华为的制裁解读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缩影。
众所周知，5G是最前沿的移动通信技术，可以对一国的经济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从成本和效益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是如何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来获取5G技术。
孟晚舟的被捕在中国国内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大量中国消费者开始购买华为手机。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表示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一些东盟国家却向华为抛出了橄榄枝：柬埔寨于2019年4月与华为签署了一份5G合作谅解备忘录，有望成为首个使用5G网络通信技术的东盟国家；菲律宾电信巨头“环球电信公司”（Globe Telecom Inc.）于2019年6月正式启动了其首个5G商用网络服务；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称，马来西亚不会因为美国的禁令而封杀华为。
本文认为，这并非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立场上站在了中国一边。目前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切的背后是出于对成本和效益的考虑。例如，印度尼西亚计划在2022年举行5G频谱拍卖会，这完全就是一个商业行为。
在此大趋势下，越南的举动却显得十分“例外”。2019年10月，越南在宣布推行5G之际，选择了爱立信。本文认为，越南之所以没有选择华为，可能是出于政治和商业利益的考虑。越南最大的移动运营商“越南军用电子电信”（Viettel Group）计划于2021年完成其5G网络的开发，目前已进军缅甸电信市场。
新加坡三大电信企业，即“星河”（Starhub）、“新电信”（Singtel）、“M1”（Mobile One），计划与包括华为在内的多家外资电信企业就5G网络开发进行合作。本文认为，此举可以大大降低新加坡电信业被垄断的风险。2019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指出，“尽管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我们（新加坡）仍希望与世界沟通”。
显然，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对全球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本文认为，商业“黑名单”及差别化关税政策的启用，不仅可能会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混乱，而且可能会导致经济脱钩，降低贸易效率，增加跨境业务的时间和物流成本。
此外，东盟还必须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间选择立场。
美国的“印太”战略具有极为浓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以及强烈的排他性。作为回应，东盟推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2019年6月，第三十四届东盟峰会正式通过了《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该倡议呼吁东盟成员国在区域合作、区域安全和经济合作方面共同奉行和平、自由、中立的立场。东盟此前就曾与中美两国分别举行过联合海上军事演习，这就很好地诠释了东盟峰会的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虽然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是也受到了不少质疑。一些批评声音认为“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即诱骗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在其他国家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取消其抵押品赎回权。但是，这并未影响到东盟国家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中国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牵动着一国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认为，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并非最佳选项，东盟应当与二者保持接触，并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来决定自身的立场，例如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
然而，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增加了东盟选边站的压力。本文认为，在选边站的问题上，东盟必须谨慎，因为每一个决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东盟应当优先考虑科技政策的可操作性。虽然基础设施建设、网络技术发展、公民保护等看起来都不涉及政治立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事态的转变通常是由大大小小无数个决策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而每一个决策都决定着事态的走向。现在讨论东盟选边站的问题仍为时尚早；东盟成员国应当根据问题选择立场，尤其在做重大决策之前，进行更密切的对话与合作，确定各种决策的潜在影响，以便在中美博弈中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