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中的志愿者大潮，也许标志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端，但志愿者与政府在地震救援和重建中的青涩对接和磨合，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2008年5月12日14：28分，大地震发生。不久，绵阳市委书记谭力站在市委大楼--火炬大厦前分配任务。共青团绵阳市委书记廖雪梅马上赶过来。
交通局的立马去疏通交通；公安局安排人手维护秩序、疏散群众；建设局赶紧去查看房屋倒塌情况……所有部门都安排到任务，不是“重要部门”的团委却没有领到活。
那时，还没有人意识到，各地志愿者已经开始赶往灾区。很快，主管志愿者工作的团委对各种新形式的志愿者及组织开始感到“应付不过来”。
“来了这么多志愿者，没有人协调他们，肯定会乱套”
绵阳市团委总共就10个工作人员。12日傍晚，市委安排机关干部进北川救援，问到团委：“能够去几个人？”
廖雪梅不假思索：“我们能去50个人。”安排的干部很吃惊：“团委有这么多人吗？”廖雪梅说：“我们有志愿者。”
这时，廖雪梅还没有顾及到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民间志愿者，而是想动用团委的力量自己去组织志愿者。
她带着工作人员跑到绵阳医科学校。所有学生都在操场上避震，廖雪梅搬来一张桌子，冲着操场大声喊话：“现在从各县过来很多伤员，需要我们这些有专业技能的同学去接救，谁愿意当志愿者就来这里报名。”
一时间，无数学生涌过来，团市委工作人员简单登记了学生的资料，将排在前头的150个学生拉到火炬大厦前。进行简单的动员之后，廖雪梅将这些志愿者分配到各个医院。留下一部分志愿者等着进北川救援。
13日北川道路抢通。廖雪梅带着志愿者进入北川，抵达北川中学的救灾指挥部。这时，北川县团委书记马晓燕正带着一部分灾民撤离到绵阳九洲体育馆。
共青团北川县委总共有3人编制，事实上只有两人在岗。马晓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也顾不上其他来帮忙的了，自己赶紧扑进去救人。”
廖雪梅说：“先进来救援的人大多束手无策，消防官兵手中没有重型器械，同样也没有办法，机关干部更只能做些精神抚慰，帮忙发放一些物质。”
13日下午，北川县城的大喇叭开始通知：“群众、无关人员和非专业人员撤离现场。”廖雪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我们组织志愿者抢险也不是很有经验，也只能撤离，避免在那里拥堵。”
回到绵阳市，团市委工作人员告诉廖雪梅两个消息：“大量的受灾群众已经涌向绵阳，现在都被安顿在九洲体育馆。”“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志愿者。”
廖雪梅第一反应是：“志愿者和团委是联系在一起的。来了这么多志愿者，没有人组织他们，协调他们，肯定会乱套。”
她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接待外来志愿者：“这不是领导布置的任务，也没有人顾得过来。但我们应该不讲价钱把这件事情承担起来。”
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书记，我们忙不过来。”光是九洲体育馆里的灾民区，团市委就要负责两个，五六百人需要挨个去登记造册，这就得用五六个人。各个医院的志愿者还需要团市委的其他人去协调。
廖雪梅劝导工作人员：“你们要有高度的敏感性，这么多人过来，没有人去组织他们，接待他们，给他们搭建一个工作平台，有些志愿者来了情绪很激动，是要出事的。他们会说，我们来了怎么都没事干，就要说到我们绵阳市的抗震救灾的服务机制。”
而当时的情况是，许多志愿者到了灾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绵阳市政府也确实需要人手帮忙。
“青涩”对接
廖雪梅让工作人员简单拉一横幅“共青团绵阳市志愿者服务点”。摆一张桌子，安排一个人，放一摞登记表。同样，在绵阳下属的各县市建立九个志愿者服务点，各大医院也建立简单的服务点。
廖雪梅还亲自到广播台、电视台呼吁来绵阳的志愿者到服务点登记。13日晚8时，共青团四川省委也发出《关于抗震救灾援助灾区的倡议书》，倡议“四川全省青年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向灾区人民伸出关爱之手”。
对接外来志愿者的工作开始有步骤进行。先是自愿者登记姓名、特长、年龄，个人志愿者登记完了，在一边等待分配工作。团队自愿者根据他们的特长马上进行对接。
廖雪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安户外拓展运动团体来了5个人，全身上下装备齐全，说他们能进去救人，我就马上联系抗震救灾指挥部，给他们开路条，说清楚到北川找谁报到，然后联系志愿车，马上把他们拉到北川。”
从14日开始，进入北川就需要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路条。很多个人志愿者来到绵阳并没有和团市委联系登记，而是直接去了北川，结果被挡在外面，不得不折回火炬大厦登记，索取路条。
也是这一天，马晓燕在九洲体育馆组织了熟悉地形的北川志愿者返回北川。为不熟悉地形的外来消防部队、地震救援队伍带路。
从这一天开始，已经有无数志愿者进入北川进行抢险工作。“那段时间到北川有登记的志愿者有6000多人，绝大多数是80后。”同样也是80后的马晓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怎么去协调这些外来志愿者成为她的工作重点。马晓燕将有登记的志愿者简单分为救援、医疗、心理辅导、清洁、物资供应协调、卫生防御、宣传摄影等组别。各组又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再划分为若干小队，选出一名带队人。
当然，大多数志愿者更愿意从事救援的志愿服务。有一个志愿者找到马晓燕，说自己有特殊功能--鼻子闻得到，可以进行救援。遇到这种情况，马晓燕不得扯开嗓子劝说：“到灾区来干什么都是一样的。”
而在绵阳的志愿者服务点，着急进北川进行救援的志愿者将服务点的桌子掀翻了好几次。一个湖北来的志愿者拍着桌子冲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嚷嚷：“我们是来救人的。这么长时间都不帮我们联系，你们的效率也太低了。这边晚一分钟，里面就少一个人。”
手忙脚乱的团市委工作人员，不得不抽身协调这些志愿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团市委工作人员打出两份《志愿者工作宣传资料》，告诉志愿者：不要冲动、理智对待，能够做什么和最好不做的事情。
廖雪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最后统计的结果是，那段时间来绵阳的志愿者有10万人，灾民也就10万人，相比之下，我们工作人员只有10人。”
九洲体育馆外，救灾物资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些物资的发放由政府工作人员负责。许多志愿者替灾民过来求情，能不能拿一床被子，也往往产生矛盾。
北川县团委工作人员李沙负责在九洲体育馆安抚灾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经常会因为一块面包和灾民、志愿者吵起来。工作人员很多都被骂哭了，团市委的工作人员还差点和志愿者打起来。”
6月份，一个外来的团队志愿者和团市委工作人员对接工作也产生了矛盾。之前这个团队要进北川救人，团市委不肯放行，最终他们是自己进去服务的。
返回后，他们希望能拿到志愿服务的标识和证明，团市委工作人员称标识已经全部发放完。该团队志愿者称工作人员的态度极其恶劣，双方冲突起来。团市委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了头部。此后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团市委受伤工作人员的父母对这群志愿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不欢迎，哪里的回哪里去。”
这个志愿团体在北川做了很多服务，最后在政府部门这边吃了闭门羹。他们不服气，找到了廖雪梅，要求：一必须给他们道歉，并且明确答复，他们在这工作是不是不被欢迎的？二给他们全体志愿者发志愿标示；三由团市委书记给他们签志愿服务证明。
起初双方谁也不肯让步。廖雪梅喊来特警，志愿者们不得不让步。其中一个志愿者在廖雪梅的笔记本上签写道：“我们只会被摧毁，永远不会被征服。一起都会好起来。”
像这样的情况，廖雪梅遇见的不止一次。有个外来志愿者在绵阳集结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到九洲体育馆服务，自己管理物资，也帮灾民搞募捐。
“政府的规定是，救灾物资必须指挥部统一分配，募捐必须经民政部批准，不然不能随便募捐。”廖雪梅说。结果这一队志愿者被警察、民政局，各个机关反复盘查。
志愿者希望团市委能够理解他们的工作：为灾民做事，好几天没有休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募捐的钱全是给灾民的，为什么违规，凭什么把我们赶走。
这一场争执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廖雪梅说：“沟通了三个小时也没有结果，我就先离开了，最后一直到晚上零点，都没有争执完。”
5月底到达绵阳，一直服务至今的“中国心”领队高思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募捐的物资都会自己发放到灾民手中。如果通过团县委，他们放到下一级单位，在一级一级往下放，最后放哪谁也不知道。”
对于之前不敢涉及募捐，高思发也想通了：“一开始也不敢接受现金资助，因为怕审查起来，说不清。万一说我们利用捐助自己赚钱呢。现在心里坦荡荡，又是为老百姓做事，不害怕了。”
“我们并不想抢占政府的工作”
5月29日，共青团绵阳市委下发《唐家山堰塞湖排险告志愿者书》，希望“志愿者不要盲目行动，外地志愿者最好尽快返乡。”6月3日，又下发《致志愿者书》，称“抗震救灾工作重点转移到恢复生产、灾后重建上，需要能长期扎根绵阳工作、专业化的建设队伍……不论是当前的物质条件，还是救灾形势，都不宜过多群众进入绵阳。”
随着救援工作的结束和政府部门的疏导，大批外来志愿者退出了绵阳市。北川重建办团委副书记李晓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外地志愿者以募集物资、帮扶、心理援助为主，只有四五支队伍留下来。主要是以本地的青年突击队为主，有近50支，这些都是各县市自己组织的。”
“中国心”就是以募集物资为主的志愿团队。总领队高思发5月底从新疆赶回绵阳，落户绵阳市安县花垓镇，把自己房子当作货仓来使用，每天带着自己的队员奔波到灾情最重的村落，进行物资发放。
“物资捐赠都是我们经过实地调查。这个地方确实需要这些物资，然后和村干部联系，我们亲自将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高思发说。许多费用是他和另外一个领队刘剑峰个人垫付的。
在高思发看来，民间志愿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和政府是不一样的。平时不需要打太多交道，各做各的工作。
在北川团县委，李晓光指着一包物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我们下乡组织的一个实现学生心愿的活动。这些都是别人送给学生的礼物，但是路途遥远，把这袋东西送过去，运费都比这袋礼物都贵。”
李晓光说：“像这种情况，就需要志愿者帮忙。”而高思发笑称：“他们找了我们‘中国心’，他们没钱送过去，我们哪来的钱？”
高思发更愿意发放一些有实际用途的物资：“灾区过冬特别冷，我们送棉被、军大衣，比那些小礼物手套要实际，我们不想做一些形式主义。”对于那些更多依靠政府的志愿团体，“中国心”领队刘剑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同他们联系不多，每人的理念不一样。”
当然，也有一些志愿团体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北京富平学校是一个NGO组织，负责人王忠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和政府合作，志愿服务不能长久。”
北京富平学校10月份成功地将政府和企业拉到一起合作，在绵阳市下属的县级市江油市开展长期的社区服务志愿项目。王忠平说：“现在志愿者进入灾区服务很难被通过，需要有很好的资源。”
王忠平称他们遇见了愿意接纳他们的好官员，也就是对接这个项目的江油市团委副书记曾松亭。
曾松亭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NGO组织是肯定要参与社会事务的，政府只能引导、鼓励、支持、服务，不能提管理。”
参与这项志愿服务的企业拜耳集团的负责人曾慧敏也表示：“我们进行志愿服务只是做政府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并不想抢占政府的工作。”
令人回味的一幕是：在拜耳公司的一位高管考察“拜耳博爱计划”时，曾松亭对他说：“其实事情是你们做的，最后光环都戴到我们头上来了。”那位高管回应：“你很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