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想到，“郭美美”竟会成为压垮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遭到媒体和民众的全面质疑，包括红基会、中华慈善总会、青基会、河南宋基会等陆续曝出丑闻，一系列丑闻使各慈善组织今年6-8月收到的捐赠款，与此前三个月相比，降幅竟高达86%。直到今天，中国红十字总会极纠结于郭美美事件中，称要在年底公布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并称郭美美与中国红会工作人员无关，其所炫财富与中国红会的社会捐献无关、与财政投入无关。
其实，“郭美美”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事件。“郭美美”所炫财富，是否与中国红会的捐献有关，并不是民众关心的主题。多年累积的关于慈善的问题与争议，需要的不过是“郭美美”这个引爆点。过去虽也有过万元餐费、善款挪用等质疑，但未能充分吸引网民的注意力，所以大坝仍未坍塌溃决。我们审视形成热点的一些网络事件，都有这个特征，或是一张小小照片，或是一只手表、一包香烟，引发的却是民众对相关问题的全面思考。可以说，对官办慈善机构的种种质疑，不过是从“郭美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人人都知道此事件背后，可能与红会的真正腐败关联不大，但全都默默地围上来，自愿地被简单的一句话、一个人绑架，表达的却是对官办慈善机构公信力的质疑。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山谷，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回声，一个跟贴就是一种回声。当真实的声音被禁止，当有价值的表达屡遭限制，人们只能从一个看似无聊的事件开始，逐渐发出自己更强、更真的声音。
中国其实是一个有着慈善传统的古国。从孔子说“仁者爱人”开始，到孟子所说“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礼记》所说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表达的都是中国人质朴的慈善观。佛教传入中国后，“行善得报”的思想更是在民众中得到普及。不仅是慈善观念，在慈善事业上，中国传统社会也并不落伍。西周时，就有专门的地方官负责救济荒年民众。到春秋战国，不仅有专门的平籴制，给灾年民众以粮食救济，对70岁以上的老人有专门的机构赡养。
魏晋南北朝后，除普通的救灾赈贫外，还出现了用来收容贫病者的六疾馆。至于佛教寺院的济贫救灾、施医给药，更是一种社会常态。隋唐两宋时，各类名义的慈善机构更多，有义仓、粥院、社邑、义庄、义学、慈幼局等。其中义庄由乡绅出资购置田产，交给那些贫穷的族人居住耕种。明清时代，官办和民间的慈善事业更为发达，朱元璋不仅创设了养济院来抚恤孤老，各州县都有，还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此外，明清政府还设有栖流所，用来收养流浪乞讨人员。至于民间慈善机构，在清代也多如牛毛，如遍布各地的普济堂及同善会、惜字会、义渡局、丧葬会、救生局等。清代的义庄更是数以千计，提供从贫病婚丧、到养老劝学等一条龙服务。
1949年后，无论是寺庙教堂的慈善传统，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都消失殆尽。目前的大陆慈善，借鉴的是西方的现代慈善制度。但学习的多是一些组织架构的皮毛，对源起于美国的现代慈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领悟。其实现代慈善，不只包括钱财物的救助，还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种公益行动。在西方社会理念中，慈善属于市场分配后的“二次分配”，与纳税及公共福利具有同样性质，所以政府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来鼓励民众和民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美国早在2007年，慈善捐赠总额就超过了3000亿美元，其中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赠超过了80%。可见，美国慈善绝非只是企业和富豪的游戏，民众才是美国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
美国除了有规范的法律与税收减免政策来激励民众对慈善的热情，更有顷慈善组织的约束机制。有资料显示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分为四层：一是政府的立法和监督，在美国大多数州，首席检察官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管，慈善机构需常规性地向其报告其业务及财务状况外，如果慈善机构的董事无法完成职责，检察官还有权要求董事用私人财产赔偿损失;二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在美国较有影响的民间评估机构有全国慈善信息局、更好事务委员会等，并向公众发布测评结果，民众根据评估决定向某个基金会捐款，一旦测评数据过低，自然影响到基金会的生存;三是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每个个人都有对慈善捐款使用情况的知情权，媒体更不用说了;四是同行的互律，有各种行业协会和联合会，来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
正是美国慈善机构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促使了慈善机构透明、公开、高效的运行。在美国即便是10美元的正规捐款，捐赠者也有权了解它的去向，否则便需承担法律责任。正因为有规范的法律，才能真正保证慈善机构运行得让所有人放心。而中国慈善出现的诸多病症，根本原因还是官方对慈善的垄断。虽然民政部前些日子称将放开对公益慈善等三类组织的登记，但由于没有免税、资质等后续政策的跟进，对民间慈善组织处境改变依然很少。应当说，现代慈善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政府性质，它是公民出于自愿原则而开展的一项事业。如果政府对慈善干预过多，不仅影响到政府的权责定位，也会影响到慈善组织的积极性，还会让很多捐赠者感到一种来自权力的压力，出现逼捐或“被慈善”的情况，从而伤害捐赠者的慈善热情。
慈善机构是靠公信力募集善款的，一旦公信力缺失成为社会共识，对慈善机构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中国目前的慈善垄断和立法现状，使民众无法监督慈善机构，更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来问责慈善机构，这是导致慈善公信力危机的根源。政府部门极需反思的是自身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众和社会提供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从立法上保证社会的多元治理，给慈善组织以充分的独立性和民间性。对当下这轮由“郭美美”引发的慈善危机风暴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