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可以从WTO所带来的贸易自由中，感受到选择自由和商业繁荣，但是，WTO所代言的全球贸易体系，是否就是城市消费者体验到的全部？本文作者的观点显然是否定的。
WTO对中国农业带了巨大挑战，去年中国成为农产品的净进口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产品没有竞争力，如果国家和社会不予以补偿，中国农民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同时，将会成为利益受损主体；而这样的直接后果是，收入降低的农民会继续采用成本低，但却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这也间接的破坏了他国的生物多样性。
受到WTO影响的还有很多。面对WTO带来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思考：公民社会能在世贸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等种种问题。而不仅仅是政府代表一切，决定一切。
面对
WTO
，中国公民社会能做些什么
只有十年历史的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悄然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但对常人来说，世贸各成员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却扑朔迷离。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地区利益在各种讨价还价和冲突协商机制的框架下，时常上演着有人欢笑有人忧的剧目。对于掌握着主流话语权或淹没在主流话语中的城市人口来说，贸易自由带来的选择自由和商业繁荣似乎可以从消费者的角色中有切身的体会。但是，WTO所代言的全球贸易体系，是否就是城市消费者体验到的全部？WTO真能创造自由，繁荣，和平和负责任的贸易多赢环境，提升各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吗？感到幸福的各国人民至少应该有表达幸福感的机会和渠道吧？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正在日益成为WTO巨大舞台上的主角。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获得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从入世之前和入世四年多以来，围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世贸的正负影响和对某些行业的严峻挑战，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显得运筹帷幄，应对有方，唯独公众对世贸似乎无从谈起。国内外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因为普通人不知道如何界定世贸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与世贸有什么关系，更不理解政府和企业的政策和行为与世贸在一个国家内是怎样发生关联的。
中国不能丢了农业是不争的结论。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为什么中国农民在与世贸相关的会议上，却很少利用正常的渠道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呢。在香港世贸会议期间，韩国农民的身姿和声音似乎提醒了世界，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权利。
有来自政府的声音还是不够的，面临着贸易自由化对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大的冲击，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最能直接地表达对世贸冲击的剧烈影响。
WTO
在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之后，处于胶着状态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上。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而八亿中国农民也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WTO对中国农业的巨大挑战已经十分明显。加入WTO，中国农产品市场关税水平大幅下降。现在，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是百分之六十二，而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百分之十五点三，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关税水平的降低，使得大量国外农产品进入成为可能。有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进口总额五百一十四亿美元，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前中国是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到去年成为农产品的净进口国，出现农产品贸易的逆差，按照WTO的统计口径，逆差达到八十三亿美元。
大量的农产品进口压低了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而欧美对农产品的高额补贴和不断升级的准入标准，又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基本不具有市场的优势。中国农民基数大，而土地资源的相对匮乏，使我国农业主要在农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方面，很难与美国等国家竞争。虽然农业补贴依然存在，但较低的市场竞争力使中国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农民增收缓慢。学者胡鞍钢等估计，未来5-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还会减少5-10%，大约在40，000-42，000万吨，相当于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谷物产品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谷物自给率降至 90-92%。如果农业，特别是粮食调整速度过快，调整范围过大，不排除中国粮食生产出现“大滑坡”情形，甚至出现严重的萎缩现象。直接的后果是“中国贫困农民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化地区和边缘化人群，另一方面受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严重负面影响，成为利益受损主体，除非国家和全社会予以必要的补偿”。（《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2年4月号）
中国不能丢了农业是不争的结论。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为什么中国农民在与世贸相关的会议上，却很少利用正常的渠道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呢。特别是在多次世贸谈判会议期间，各国农民或农业的代言人纷纷发表看法的时候，中国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声音。在香港世贸会议期间，韩国农民的身姿和声音似乎提醒了世界，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权利。欧盟在保护自己地区的农业时, 也经常提醒农业还维系着农村各种资源利用和管理的传统和实践，以及维持这些传统和实践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改变农业的现状，就必须考虑应对变化引发的社会，经济，生态等代价。在参与香港部长会议的谈判时，中国政府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但仅有来自政府的声音还是不够的，面临着贸易自由化对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大的冲击，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最能直接地表达对世贸冲击的剧烈影响。 农业部的官员曾经指出：应该正确认识和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协会和行会，在世贸谈判和争端解决中的作用。
农业贸易的自由化一方面让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利益受到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加重了中国的世界生态足迹，让中国的发展承受了更多的外界压力。
除了在农业上面临的挑战之外，WTO的贸易自由化将会使中国在非农产品、知识产权、传统知识产权和自然基因资源控制、服务产业包括医疗教育服务和投资等方面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问题。如何面对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除了政府的重要角色外，中国的公民社会难道没有参与的必要性吗？
农业贸易自由化下的
“
中国威胁论
”
农业贸易的自由化一方面让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利益受到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加重了中国的世界生态足迹，让中国的发展承受了更多的外界压力。现在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等都或多或少的与农业贸易自由化有关。哥伦比亚的Santiago Perry，撰文指出“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压低了国际市场的价格，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竞争力，使他们的收入和利润率大为降低。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穷人，难以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使他们无法保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农业运作方式。由于用于耕作的小块土地难以获利，他们被迫放弃这些土地而去开垦湿润的热带雨林地区。他们把树木砍掉后种上庄稼，换取跨国贸易鼓励的农业品种，以此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几乎不可能接续为保护和驯化食品与农业作物基因资源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供养不断增加的世界人口所需要的基因多样性和基因改良的进程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作为有世界最大人口群体的中国，在向国外进口农产品等时，也间接的破坏了他国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目前讨论最多的亚马逊地区大豆种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案例中，农业贸易的自由化应该是罪魁祸首。而扩大中国的大豆进口，被认为是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农业做出的一个妥协之一。根据贸易非歧视性原则，中国从各成员国进口的大豆，一方面抵消了本国农民生产大豆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国威胁论换来了新的口实——中国因为吃大豆破坏了热带原始森林。
有关中国生态足迹的讨论，经常会与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突现位置联系起来。但是，贸易成员国谈判中的进退抉择，有多少真正考虑了国家和地区间的社会公平，地球和生态道德，国家间的社会和环境责任非贸易、非经济的因素？因此，透过世界贸易体系来评价公平发展、社会公正、人类和谐进步应该谨防多重陷阱。中国在贸易中受益的事实由于其巨额的数字而倍受关注，但是中国在贸易中付出的环境和社会代价却很少得到评价。原因可能有二：第一，贸易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主旋律难以用经济指标来捕捉和突现被企业外部化的环境和社会代价；第二，在贸易中受到伤害的群体和个人很少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渠道，更没有自己的组织来维护全体的利益，更不用说无告的自然和环境。比如说，沃尔玛和家乐福作为大型批发零售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扩张有目共睹，所取得的生产和贸易业绩更让今天的中国都市似乎锦上添花。但是，这些企业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大手笔，带动了资源的跨国配制和流动，以及隐性的资源外流，污染转嫁，食品安全和劳工问题等却鲜为人知。其中的受害者多数都是沉默的边缘群体。
一提及中国的生态足迹，听得比较多的是中国在海外吞嚼资源的胃口，和廉价中国商品的倾销浪潮，以及中国企业疲于奔命应付此起彼伏的反倾销调查和仲裁。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专业报告指出，在世界上前一百位超大型的国家政府和商业企业的金融总量排名中，76个是商业企业。世界最大的商业企业沃尔玛的年收益，只低于世界上六个国家政府的年预算。美国众议院乔治弥勒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曾指出，每一个200人雇员的沃尔玛商场，每年要消耗大约纳税人420，000美元的费用，用于沃尔玛低收入雇员在房屋补贴、税收返还、健康保险补贴等方面的联邦专项救助金。这些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如此庞大的跨国商业体系，如沃尔玛已达45个，家乐福也达到57家。而且他们覆盖中国以及通过中国向全球供货的策略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和在环境和社会资本方面的负面影响是否已经开展过长期，客观，公正的评价？跨国零售商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环境等负面影响，远不是他们的销售额占中国零售总额的比例可以简单说清楚的。这些跨国零售行为是否应该计算在中国的全球生态足迹中？公民社会应该参与到监督、记录包括跨国企业在内的跨国贸易行动中。
除了在农业上面临的挑战之外，WTO的贸易自由化将会使中国在非农产品、知识产权、传统知识产权和自然基因资源控制、服务产业包括医疗教育服务和投资等方面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问题。国内外专家和公民社会评价说，中国是世界贸易体系所倡导的新经济自由主义价值在公共物品领域私有化进程贯彻得最生动、最快速的国家。有谁比市井平民更能体会医疗和教育私有化带来的阵痛？如何面对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除了政府的重要角色外，中国的公民社会难道没有参与的必要性吗？
从1999年的西雅图部长会议开始，韩国农民针对WTO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一系列意愿的表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国农民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以来，农民数量从一千万锐减到三百五十万。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韩国大米市场更使韩国米农雪上加霜。由于不断上涨的农业成本，韩国农民债台高筑。坎昆会议期间就有韩国农民以死来表达对世贸的抗议。对生产粮食的农民来说，难道还有比绝食至死更严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争吗？韩国农民李竟海被农民们尊称为“烈士”，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祭悼的场景感人至深，也发人深省。韩国农民在游行抗议中更指出，世贸的压力逼迫韩国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是政府推卸责任，少数既得利益的私权侵犯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权的做法。因为，公共服务代表的就是公众的基本权利。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WTO议题的讨论应该逐渐增多，建立固定的中国公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全世界关于贸易自由化和公平贸易讨论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中国在世贸中继续面临什么挑战，应该怎么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公民社会能分担什么？
中国公民社会能分担什么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WTO的历史很短，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得WTO的相关信息，成为中国公民社会不能参与的一个关键桎梏。汪晖和温铁军等学者曾指出国内长期以来没有公开中美WTO最终协议框架内，中方在农业方面的具体条款，多数学者只能通过国外渠道拼凑多方信息来研究协议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学者况且只能如此，一般公民，乃至农民又能奈何？2005年在香港召开的世贸部长会议上，中国公民社会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虽然相对于韩国农民和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参与还只具有象征意义。 在香港，香港乐施会和国际乐施会组织了“公平贸易”的研讨和示威活动；香港绿色和平呼吁发达国家停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电子垃圾和反对转基因技术；世界自然基金会则呼吁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更重视在贸易自由化中的环境保护。而由香港乐施会，行动援助等机构发起的中国世贸网，组织国内近20名来自民间组织的代表观摩了这次会议，而会议上，来自这些组织的代表在WTO和生物物种资源保护，WTO与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上与国内外的组织和代表进行了交流。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WTO议题的讨论应该逐渐增多，建立固定的中国公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胡鞍钢等学者提出应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八亿农民的利益。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财政分配决策投票权，以及享有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权。其中，在农业领域，加快农业基层组织的建立，特别是农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充分让农民代表表达自己意愿，将会使贸易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在全世界关于贸易自由化和公平贸易讨论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中国在世贸中继续面临什么挑战，应该怎么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公民社会能分担什么？公民社会应该在世贸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扮演什么角色？没有公民社会参与的世贸与中国议题有什么遗憾和后患？这些问题应该尽快得到有关方面切实的关注。
本文作者李波：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杨方义：保护国际中国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