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本期推送的文章，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冯元书写的生命故事。自我梳理生命历程并非简单的回忆重现，更能与自我对话，发现认知与觉醒的轨迹，找到那些隐含未解的问题，让生命再出发。作为出身乡村、辗转城市的基金会官员，与其个人生命历程相伴随，冯元始终保有着对自我的反思、价值的追问、寻求社会问题解决之道的真诚与谦卑。他在文末提出“想要看清、却未看清”的问题，在这个纷繁喧嚣的公益转型大时代，或许需要更多先行与同行者来协力解答。
引子：一场源于书写的故事
为了更好地理清自我，今年开始，我和一帮进行救灾工作的同仁们尝试进行了对自我的书写。原以为不过讲故事一样简单，动笔之后，才知道要真正做到审视过往及内心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古语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快到而立之年的我，原本自认为行走在正确道路上，开始审视自身之时，才发现尚未真正找到属于内心的安宁。
虽写下此文，但我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对自我审视的开始，也是一条漫漫长路的开始。
一句经典，一种选择
“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论》
对一名小镇少年来说，高中之前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值得说道的地方。除了学前的懵懂，按部就班的学习，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座因大坝的修建而消失的古镇以及原来的那个“家”——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平静的生活总会因为某种“不可抗力”而被迫发生改变。
高中的记忆相对多一些，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同学，也遇到了一些有意思的老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的历史老师吧。他算是少有的经常不按课本“出牌”的人。在他的课堂里，我知晓了很多课本之外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述马克思的那段话，以及那场他亲身经历过的发生在26年前5、6月的故事。从那时开始，我对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感及美好想象产生怀疑。基于对资本的恐惧和害怕被剥削的“蹩脚”理由，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商业性质的兼职，而是把大部分的闲暇时间都贡献给了我们的社团。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虽然叫做小镇，但由于它的闭塞，实际也就是农村。高考后去济南求学，算是真正意义上到了城市。而大学的社团经历，让我再次回到农村，并开始认真地认识农村，了解发生在农村的各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我们的社团关注“三农问题”，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给予农村力所能及的帮助，为此，我们经常组队下乡，有支教，有调研，有协助村里的NGO工作，也会自己创办“小学”。下了几次乡之后，我突然迷茫了，面对农村的空心化、教育资源缺乏等各种看起来异常庞大的问题，当时的我们总显得无从入手，每次下乡的支教和调研，就像是节庆商场促销的秀场——隆重、短暂而缺乏长期的影响。活动式的下乡，也开始让我反思，我们所做之事到底为了谁，是农村还是自己，从实际的受益者来看，作为学生的我们收获了很多，而给予农村的却寥寥。如果真正要促进农村发展，我们应该怎么做，又可以做什么？为了寻求答案和改变，我当时翻阅了很多乡村建设相关的资料，也结合自身对于农村的了解，开始有了一个设想，是不是可以尝试把思路或者视线从农村转到城市。那时不知道所谓的SWOT分析，只有一个简单的逻辑，觉得农村发展和改变的最终落脚点应该还是在人身上，尤其是青壮年人身上，而青壮年又多在城市务工。当然，对于社团而言，这既节约成本，又触手可及；对我来说，这就是农村工作的延展。
2009年初，我与10多名来自不同学校的伙伴参与了乐施会为期半年的实习生计划。这让我真正意义上从农村转到了城市，接触和熟知“农民工”议题（官方的话语，而我更喜欢“劳工”一词），并彻底打破了对社会主义的幻想。在深圳的三个月，我看到了工友的“无力”与愤慨，资本的贪婪与无信，以及各种试图粉饰的太平。
那年3月，我第一次去做医院探访，看到住院楼里有一层住的都是工伤工友，她/他们很年轻，很多就只有18、9岁，有不少刚刚进入工厂没几天；当第二周再去时，人数及工伤者的身份未变，但多数入住的伤者却变了——原因有二，一方面每天都有工伤事故和因工受伤者，另一方面有的企业不支付医疗期的费用，工伤者只得被迫出院，而这仅仅只是一家医院的情景。我们依旧做着医院探访、法律知识普及、个案咨询及典型个案（维权）跟进等工作，虽切实帮助到了一些工友，但源源不断的工伤事故以及维权的艰难仍让我内心难以平静。
当时正值木棉花开的时节，如血的木棉花就如同我的心情，也如同一波波奔赴城市的务工者留在这里的岁月青春。三个月后的实习之地——忠县，让我看到了一批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的返乡者，她/他们未能留在城市，最终不得不因为各种原因回到家乡，等待她/他们的不是鲜花和美好的家乡生活，而是各种伤病（工伤、尘肺病）和难以维系的生计。这三个月，我听到了第一代打工者的很多故事，也真实看到了尘肺病工友回到家乡后的那种无力与无处说理的“无奈”，以及等待着的死亡。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社会上已听不到“盲流”的说法，也不再随处查身份证，城乡的流动越来越频繁；《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也陆续出台，但若要真正将打工者的权利落到实处，却依旧面临很大的挑战。或许就如《中国女工》里描述的那样“农民/工人身份认同的模糊化，或者说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弱势地位，是国家廉价使用农村劳动力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奇特现象。”
面对工友的无力，我也觉得特别无力。为了寻求答案，2009年底我加入了一个正在“创业”的项目团队，希望通过搭建一个网络平台来实现进城务工者的交流与发声。设想一出，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网站，并开始提供新闻资讯、城市生活及进城务工等相关的实用信息，以及建立打工文化和打工生活的交流平台。我们原本以为通过互联网可以解决劳工NGO线下服务规模和影响范围小的问题，但真实运作之后，才发现这对于工友来说还太“超前”——每天12小时劳作后，互联网的作用在她/他们看来更多在于娱乐和休闲，而非资讯或实用信息；而我们的种种设想，工友并不感兴趣。现在想来，“失败”从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我们未作好前期用户调查，就急于开发了产品。
“收获教训”之外，我作为项目团队的第一位全职员工，除了项目工作，也干过机构的注册、行政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虽充实，也深刻了解到草根组织的不易。同时，也发现劳工NGO与其它公益类组织少有交集。
离开，为了更好地看清，但一直未曾看清
2011年底，我选择离开那支团队，到了一家基金会。不同的平台，让我看到了更多的NGO，也了解到采用不同视角思考问题的方法。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而言，三年多来，我看到了公益领域的蓬勃发展，政府支持的加大，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数量递增，公众关注与捐赠与日俱多，关于公益的研究和辩论也随处可见。但也看到繁荣下的虚假与浮躁，其中，组织同质性越来越强，多元和少数派（权利类）组织举步维艰；“跨界”成为公益圈的时尚，而“公益是什么”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形成共识；公益组织、社工组织和义工类（慈善）组织成为民间三个大的“集团”，对话与合作多流于表面而显得苍白；大多数公益组织或项目不去考虑社会结构性问题，而基金会的资助又多希望快速看见成效；每年业内都有不少新的词汇出现，名词创造的速度甚至快于人们理解的速度；还有，公益人其实一直都在自己和自己玩，公众未曾真正意义上得参与进来。
从微观角度来说，三年多来与不同的机构打交道，我看个人、看项目、也看机构。而我看到，不论个人、项目还是机构，其理念与自身“内功修炼”都有必要。就个人而言，用银杏伙伴的口号来说就是需“胸怀天下”，亦要“脚踏实地”；项目而言，要看到社会结构性问题，但入手时却需从小而实际的角度慢慢切入；机构需要的除了有使命或愿景，以及人、项目外，更需要有阶段性的目标以及围绕目标展开的实践（如开发产品一般，随时发现问题，并快速更新与迭代），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三年多在基金会的观察与实践，让我更清楚了公益，也开始看不清公益。虽一直坚信行动总会带来改变，但在当下，那些致力于或想参与少数或边缘群体工作的组织（权利或倡导类），应该如何做、如何参与，如果不能做、不能参与，那何为公益，还谈何公益？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快速“发展”，公益也开始走进“大跃进”，作为公益中的一员，我觉得自己也开始显得浮躁而渴望看到快速的改变。如何让自己慢下来，真正实现胸怀天下而脚踏实地，是我即将开始的一段漫长之旅。
冯元，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官员，目前主要负责救灾领域的项目资助及机构资助的部分工作。
【栏目介绍】作为行业资源汇聚之地，基金会总是能吸引更多目光，然而过往基金会发出的声音大多来自深孚众望的公益大佬与意见领袖，中基层项目官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2015年，在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支持下，中国发展简报设计执行了“倾听一线的声音-—项目官员眼中的基金会与行业”项目，通过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的公益观察或个人故事，展示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得，由此呈现项目官员如何成长、基金会如何运作、又如何对社会议题和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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