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之问”到“列维-斯特劳斯之谜”：
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文明转向”
孙小淳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今年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诞辰120周年。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也再一次处在聚光灯下，成为众多学者热议的话题。他的问题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科技史学者试图通过追溯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或寻找答案，或提出质疑。由“李约瑟之问”引发了“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然而，我们做科技史研究的意义并非为了争辩这个问题的结果。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如果我们把李约瑟的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转换为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可以带来更多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去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在我看来，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之谜”恰好可以作为我们深入研究与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一个背书。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0月30日）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提出了他的“新石器时代之谜”：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发明（农业、制陶、纺织、动物驯化等）奠定了新石器以来人类文明的基础，为什么人类文明在“新石器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之间会有几千年的停滞期，宛如两次高地抬升之间的漫长的平台？他自己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存在两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一种是用感性的方式理解感性的世界，即“具体性的科学”；另一种是用比较抽象的概念的方式理解世界，是近代科学的方式。在新石器革命以来的漫长时期，“具体性的科学”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是文明的基础。把这个人类学问题放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语境中讨论，与李约瑟的正问题不谋而合，为科技史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克洛得·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
中国的史前文明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揭示出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世界。漫长的史前文明积累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演变为实用知识的体系。夏商周时代以来，特别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把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社会实际需要上做得颇有成效。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里，虽然中国的文明没有发生突变，就好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两个高地抬升之间的那块平台，但其实，中国古代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满足了对于秩序的要求，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与自然处于流动的和谐状态。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存在着不兼容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意义；中国古代构造科学知识的思维与建构现代科学知识的思维有所区别，但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就毫无价值。
我们在做中国古代科学研究时不应该局限于跟现代科学的比较，用现代科学的标尺衡量过去的知识。知识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生产出来，其内涵与特征与价值观、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如何应用于上至国家治理，下至百姓衣食住行这些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这正是值得我们不断追问，通过研究去寻找答案的问题。我们心怀“列维-斯特劳斯之谜”，深入到中国古代的社会实践和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做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和科技考古研究的意义也不言自明，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
人类文明的进程在历史的洪流中滚滚向前，但无论我们在哪个点回望，车辙都不会只有唯一的一道，一如通往华山之巅的道路不止一条，且每条路自有精妙之处。从“李约瑟之问”到“列维-斯特劳斯之谜”，不变的是背后蕴含着的历史的好奇之心，我们应该带着这份好奇去真正地回到过去研究文明的历史、面向未来思考文明的进程。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需要一个“文明转向”。
（本文根据2020年12月8日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色人文发展咨询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我的博士研究生柳紫陌根据我的口述整理了初稿，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