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再度引发对“教育惩戒权”的热议。
笔者于2017年先后在《教育文汇》《黄山晨刊》发表文章，对“教育惩戒权”进行探讨。当时，面对“教育惩戒权”的呼声，有人感叹，当我们用皮鞭把狮子训练成会表演的“杂技演员”，很难说里面还有多少教育的成分在内。此种观点，源于对“教育惩戒权”的错误理解，把“教育惩戒权”理解为“体罚”。也有人认为，呼吁“教育惩戒权”是教师的悲哀，教育的失败。
笔者以为，教师呼吁“教育惩戒权”恰恰是教师良心未泯的表现，是教育的希望所在，如果大多数教师拒绝“教育惩戒权”，那才是真正的悲哀。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感叹，“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十个人谈教育会产生十一、十二个观点”。面对这样的现状，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坚守自己的教育理想，做好自己该做的、能做的事。
2017年，青岛市政府发布地方性规章《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首次提出“教育惩戒”的概念，一石激起千层浪。要不要对学生惩戒？学校的教育惩戒权与教师法中的规定“教师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是否抵触？“体罚变相”“体罚”“教育惩戒权”如何界定？学校拥有惩戒权后，会不会以放松思想教育的方法来管理学生而偏向于采取惩戒，学校对学生的惩戒谁来监督？此类问题一时成为舆论议论和关注的焦点。
现有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教师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适当方式”界定模糊，在实践中，对于学生的各种违纪行为，教师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批评教育。支持者认为，面对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频发，学生辱骂甚至殴打教师，师道尊严沦丧的新现象，对漠视校规校纪，屡犯屡教却不改，不服老师管教的学生，以“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显然起不到好的教育效果。反对者则认为“教育惩戒”缺乏法律依据，与现行的相关法律也相悖。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笔者在农村中学从教已有25个年头，期间有21年担任班主任，切身感受到近年来学生确实不好管。惩戒学生往往涉及对学生人身权利的一些限制，是否允许、边界在哪里，法律并没有明确回应，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执行。而现有的对体罚学生的相关规定，对体罚或变相体罚同样存在界定模糊的问题，比如，学生总是迟到，被罚站；作业错了，被要求订正一篇；古诗默写总出错，被罚抄写3遍；在教室乱扔垃圾，被罚打扫教室；躲进厕所不做早操，被罚跑步500米；不交作业，被罚留校补作业等，这些对犯错学生的处理算不算体罚或变相体罚？面对“说你是就是，说你不是就不是”的现实，如果仅仅因为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教育学生，就被扣上“体罚学生”这顶帽子，名誉扫地，经济受损，教师显然难以接受。此外，界定模糊会使“变相体罚”借用“体罚”之名，逃避应有的法律制裁。
“说实话，就目前而言，即便可以使用惩戒，我也会慎用，更不会体罚学生，学生犯错了，我会进行口头批评教育，顶多也就是写个检查。情节严重的，联系家长共同教育学生，协商解决问题，达到报警程度的直接报警。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工资养家糊口，实在伤不起啊！”笔者同事的这段大实话，说出了当下很多教师的心声。
不知道该如何管，甚至不敢管。近年来，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学生及家长权利意识的不断加强，对教师惩戒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受“读书无用论”、厌学、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学生的管理难度加大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学生上课违纪，影响课堂教学秩序，在提醒多次无效后，教师要求其离开课堂，到政教处接受教育。于是，该生开始辱骂教师，并有持无恐地表示：“你不能打我，也不能骂我，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更无权让我离开课堂，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笔者就曾遇到过不交作业、所有考试作文一字不写、上课时在教室里烧作业本的学生。如何处理顽劣学生成了摆在教师面前烫手的山芋。
这些漠视校规校纪，屡犯屡教却不改，不服老师管教的学生，耗费了教师大量本该用于正常的教学工作的心血和精力，却往往收效甚微。苦于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尺度把握不准就有可能触犯“体罚”或“变相体罚”这根红线，究竟该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有好的教育效果，对此，教师也一筹莫展，一定程度上也导致老师对顽劣学生不敢管、不愿管。长此以往，既不利于教师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也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教育惩戒”没有明确范围和方式，操作性不强，教师难执行。如果不能进一步明确惩戒的范围、惩戒的方式、惩戒的度，实践中就可能出现两个极端，教师不敢管或管过了头。赏识教育和惩戒教育都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二者并不相悖，把惩戒教育写进学校管理规章值得肯定，但需进一步明确惩戒的范围、方式和度，这样才能避免“教育惩戒权”成为学校和教师手中的烫手山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