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台湾考察学习，恰巧来到陈鹤琴先生的学生熊慧英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奎山中学。这所几亩地的学校有三个沙坑、二十四个篮球架、吊桥、人猿泰山绳索，众多观赏、攀爬、结果的树木，蹦蹦床等各式各样的玩耍器具不计其数。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理想中的“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陈鹤琴、胡适是美国教育家杜威在中国的三名学生，他们都是“生活即教育”的推动者和践行者。陶行知先生的改名与此也有很大关系。陶行知一生中曾两次给自己改名，父母取名陶文浚。19岁读大学期间受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影响，他给自己改名陶知行，认为知是行之始，认识先于实践。到了43岁时，他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有实践才有认识。不过，陶行知很快又认识到，从行到知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知到行又是认识的更高阶段。他曾写了一首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就是他的“行-知-行”理论。
书是前人由行的经验写成的，学习仅教书就行了，为何还要再行呢？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1929年朱瑞琰先生与陶行知先生的对话。朱先生问:“教关于飞机的知识、学关于飞机的知识，也要在做飞机中去教去学吗?”陶行知回复：“飞机和无线电的知识，可分为两级。第一级是制造的知识。制造飞机与无线电的知识，都要从制造上得来，方为有效。他要在造上学，在造上教，才能一举而成。若单在书上学，在书上教，等到造的时候势必重新学过，则以前所学的等于耗费了。第二级是了解知识。这级知识可从别人那里或书本上得来，但学的人必须有些基本的直接知识，才能接得上去。这些基本的直接知识，都是从‘做’上得来。倘使没有从‘做’上得来的基本的直接知识，那么，书上所写的飞机，嘴里所讲的无线电，都与学的人漠不相关。”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生活与教育是同一过程，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应有什么样的教育。将教育和生活关在学校大门里，就如同一只鸟被关在笼子里；将教育与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如同要把一只鸟放飞在林子里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活得自由，学得快乐，长得健康。
杜威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家庭生活、学校生活、集体生活、社会生活都是教育，各种场合的教育实质上进行的是不同形式的生活。杜威强调指出，烹调、缝纫、园艺、手工等社会活动不是附加在其他科目之外，而是代表社会活动的基本类型，通过这些活动作为媒介，把儿童引入正式的课程中，把课堂改造为儿童活动和生活的乐园。
在教育上，我国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别之一就是把学生“圈”在课堂上，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孩子心性的养成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多年来，我国学生尽管学得多，但学的知识不会用，其病因在于功利的教育体制，病根是教学存在传授有余、实践不足的重大问题。
教育过程是把学生从一个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学习知识、技能，形成品格、个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人的社会化过程仅靠知识传授是无法完成的，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磨炼、体验、感悟来完成。“生活即教育”“实践是更重要的学习”“实践才能出真知”“学以致用”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学生的学习需要更大的生活实践天地，这就要求学校要将生活引进课堂，让课堂走向生活，把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把学习内容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开放教材、开放课堂、开放作业、开放评价，使生活成为活的教科书。但我们的教育教学如何将学生引入生活和实践的广阔天地，仍然是一个大课题、新课题。
陶行知先生的改名既是对他“行-知-行”教育理论的生动再现，又是对“生活即教育”理念的探索与实践，更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身教与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