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若明妃远嫁，决并辞幽，朔漠连亘，青冢独留……”这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1301班李灿创作的《怨赋》片段。近日，他和另一名大四学生分别以自己的原创文学作品，代替毕业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成为该校的首次尝试。（6月6日武汉晚报）
在是否能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争议声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推出的以原创文学作品代替毕业论文之举，具有一定的涟漪效应和示范意义，将会给处在拉锯状态的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提供有益的现实样本。所以，本科生不一定需要依靠毕业论文来为自己四年的学业画上句号。
粗览一下近年来公开报道的正反双方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存废之争，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当一个问题数年都僵持不下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到了跳出这个问题的当下状态，从更大范围和更长历史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来看，我们要思考一个更宏观的问题：为什么要上大学？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上大学写毕业论文，一度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随之而至，二三十年前和今天的大学相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令人纠结的问题呢？
变化其实不难捕捉到。二三十年前的大学教育整体上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有幸上大学者的比例很小，而且还有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带有鲜明体制色彩的概念——包分配。在那个相对 “僧少粥多”的年代，进了大学就像是进了“保险箱”，工作无忧，前途保障。
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撰写具有独创性甚至先进性的毕业论文，既必要且可能，且以学术论文为标签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大学生未来去向的联系度也比现在要紧密得多。大学生不好好研究、做论文，具有显而易见的自我否定性和社会否定性，于情于理皆难令人接受，说得夸张些，几乎是一件“天理难容”的事情。
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从大势来看，这有利于使更多的寻常学子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从细节来看，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被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扩招学生所稀释。更关键的是，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的转型，大学不再是保证就业的“保险箱”，由昔日的包分配进入到了“双向选择”乃至自由择业、创业的新境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唯学历、不唯论文，重视品德、能力和贡献，正在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人才评价标准。在这样一种时代转换的场景中，大学生潜心研究学问的物境和心境均难与彼时相提并论，对就业乃至创业的关注度超过了对学术研究的关注度，认不认真撰写毕业论文以及毕业论文成绩的好坏，对于许多大学生而言，与前途弱相关乃至无关。于是，找人代写，甚至花钱买论文，在饱受诟病中不断上演。此时，若是一味地拿二三十年前的标准来要求现在，是不是有些“刻舟求剑”，不合时宜了呢？
近几年，为了培养市场紧缺的创意写作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增设大量写作实训课程，聘请一批知名作家担任全职和兼职教师，鼓励学生参与创作并帮他们对接市场。该系紧密联系社会需求，着眼于探索创新创意写作人才，而非文艺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和人才评价战略，堪为“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之举，不能不令人为其敢为天下先的“吃螃蟹”精神点赞。
看一个创意写作人才是否合格，主要应看其创意作品质量如何，而不是看他的文学理论研究能力如何。也许这样的设计仍有一些值得完善和改进之处，但只要有利于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培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学生的成长成才，有谁能说，这样的考核评价方式，一定不如貌似高深的毕业论文奏效呢？
事变时移，假若无视时代变化，无视学生身向何处、路在何方的疑惑和探索，仍然故步自封地将“毕业论文”作为衡量学生能否达到毕业标准的唯一砝码，并强迫学生去接受和执行，是不是会流于形式甚至自欺欺人？即便这样能够培养出合乎旧标准的毕业生，但能否适应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的需要，以及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去“回炉再造”后才能创造心向往之的美好未来，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
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说到底，还是反映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如何更好适应的深层次问题。一味地强调本科毕业论文的程序合理性和不可或缺性，而不从根本上反思和改进人才培养的效能，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是无视社会变化对人才培养现实要求的静止观点和懒汉思维的反映，甚至，是对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变项回避和推诿。
一刀切地取消本科毕业论文和一刀切地固守毕业论文都不合时宜。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改进毕业论文质量的同时，更要从实际出发，大力探索更多与时俱进的替代考核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