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英国外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问题”。中国学生为什么“没有问题”？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老师们“没有问题”。至于中国的老师们为什么“没有问题”，则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
外部因素是很多人都不喜欢、不允许老师们“有问题”。
多年前，我在学校上一堂公开课，教的是杨朔的《荔枝蜜》。课堂的最后一项内容，是给学生读了我的一篇短文“我看《荔枝蜜》的结尾”，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太过矫情而不够自然，算不得一个好结尾。读完了，我给学生安排了一个选做作业，要求在下面3题中任选一题完成:1.听语文老师说《荔枝蜜》结尾，即把我的基本观点复述出来；2.也谈《荔枝蜜》的结尾，要求发表自己的见解，必须观点鲜明；3.语文老师对我的启示，要求就我这篇短文任选角度谈对自己的启示，观点明确。
评课的时候，有几位老师说我这项内容对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批判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很好的作用，但最后一锤定音的是一位教语文的领导，他说名家名篇我们只应该指导学生欣赏而不能胡乱质疑，并说我给学生的作业是对学生严重的误导，不能挑战教材的权威，应该是一个教师的底线。于是刚刚“挺”我的教师又赶紧检讨，说还是领导水平高，他们自己没有想到这么深。
二十多年前，我们县教研室组织开展“异步教学”教改实验，我所在的学校也报名参加并确定了一个实验班，我是实验班的班主任。学校领导在教师会议上说:“教改工作必须在县教研室和学校教导处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实验教师必须明白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进行教改的，因此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更不能由着个人的蛮性自己另搞一套。”几年前我们地区也推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教育部门领导的命令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准左顾右盼，不准说三道四！”
上面的例子都是教学中不允许教师“有问题”，而在比教学更“重大”的事情上，就更不能让教师有自己的想法了。有一次学校要迎接一个高规格的检查，据说还有记者随行，学校提前召开会议安排有关事项，领导特别强调:“如果遇到记者采访不要乱说，没有哪一位领导会喜欢下属有什么个人意见。”在平时的教师管理工作中，领导更是经常告诫教师们要谨言慎行，绝不允许发表任何有损地方教育形象的言论。
按理说，对教学的理念、方法、过程、细节等等，教师是最有发言权的，更是有自由学习和自主创造的权利的，可现在要么从根本上否定你思维的价值，要么来一个“不准左顾右盼，不准说三道四”，眼睛被蒙上了，嘴巴也被封住了。教师没有自由学习的权利，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问题”怎么能产生呢！如此驯化的结果，便是绝大多数教师都成了“没有问题”的教师。
但是话说回来，头长在自己身上，一个教师要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积极探索，那也是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得了的。不管学校和教育行政力量多么强大，课堂还是掌握在教师自己的手中，教师以自己的“问题”激发学生积极思维、独立思考从而培养“有问题”的学生，那也是任何外部力量都不能完全禁止的。因此，教师“没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教师自身。
一方面，不少教师缺乏终身学习和自我完善的意识，缺乏独立思考与积极探索的精神，工作消极，惰性严重；另一方面，有的教师有较强烈的功利意识，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善于迎合领导的意图，领导不喜欢的事他们不做，领导不喜欢听的话他们不说，而他们做的往往是自己并不认为应该这么做的、说的也经常并不是自己心里真实想的，这样即使有个人想法也只能被克制了，久而久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问题”了。
“没问题”的教师多了，个别“有问题”的教师似乎就成“问题教师”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自主创新会被认为是对领导的大不敬。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有年轻的中层领导约谈我，说我说过的某些话让领导很不高兴，希望我能引以为戒。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守嘴”就成了一种成熟、一种智慧，并被编成鸡汤段子广为传播，而“乱说话”的教师就成了“不听话”的反面典型甚至危险分子。
当多数教师都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表达任何个人见解的时候，他们能教给学生什么呢？一方面，他们只能做教材、教参或者领导意图的传声筒（即使置身轰轰烈烈的模式化教改还是如此）；另一方面则善于做机械训练的操练工。在这样的训练之下，学生也就会成为“没有问题”的学生了。因此，要让学生“有问题”，就必须先让教师“有问题”。而要让教师“有问题”，就要培养教师的学习习惯和探究能力，给教师提供交流、探究、展示、学习的平台，要充分鼓励教师自主创新，而不应该将教师的言行甚至思想都固定在一个模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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