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称，“就业难是好事，代表了时代的进步”，经媒体报道后，一些网友也开始指责年轻人在大城市“死拼”，而不退居二三线城市的现象。
其实，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家庭投入巨大资金让孩子完成高等教育后，当然希望获得教育的红利，那就是职业的尊严和人生的发展空间。尽管北上广“居大不易也”，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嘲笑年轻人的梦想。许多“蚁居”在北上广的年轻人之所以还没有逃离，就是因为这些大城市可以给他们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能够在这里进入现代生活，享受到现代文明发展的成果。
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就业难”也是比较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日前发布的《2015全球青年就业趋势》中，国际劳工组织预测，今年全球15岁至24岁年龄阶段青年的失业率将保持在13.1%，欧盟则高居20%线之上，总数逾550万。作为欧债危机重灾区，南欧四国的就业困境无以复加。在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业率徘徊在50%大关，分别为48.8%和48.3%，而意大利与葡萄牙则为40.7%和31.8%。
就欧盟的改革应对措施来看，一方面是改革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比如改良职业教育，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另一方面是改良社会服务体系，如咨询、培训和用工制度的改良，等等，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断做出努力。
作为高校校长，解决“就业难”问题当然是一件费心劳力的苦差事，但认为是“好事”，可以改变就业观，未免太乐观。
西部地区要吸引人才，恐怕应该致力于促进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提供更多有职业尊严和发展空间的岗位来增加吸引力。西部高校也应该改良高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一味地把责任推到学生的就业观念上来，要么是推卸责任，要么是哗众取宠。杜威曾经提醒过：“威胁我们教育的最有害的东西莫过于感情主义。这种感情主义便是企图把感情和行动分离开来的必然结果。”
我们当然不否认60年代出生的郑强院长是一位富有激情，敢于创新，并且成就卓越的校长，但是，学校教育应该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教育家也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以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当地社会事业的进步，创造更好的条件培养能够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同时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为更多的当地生源提供有职业尊严、有发展空间的就业岗位。
让学有所成的学生能收获自己的教育红利，也许是破解就业难的思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