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读学校的迁徙，在顺应北京迅疾的城市化的同时，背后也响起了那些重污染企业撤离北京时人们同样的叹息和嘘声。”1985年，尽管根据柯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拆开了人们对“工读学校”的神秘认知，但它的负面效应却被放大了。（12月31日中国教育报）
工读学校的学生，不再是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收留的一批一边劳动工作一边读书学习的流浪儿，而是一群品行不良的未成年学生。
人们纠结于工读学校的名声，从区域领导到孩子家长都忌讳谈“工读学校”。“不知从何时开始，工读学校变成了一片谁也不愿提及的‘禁区’，它逐渐消失在了领导们的发言报告中，消失在了领导视察的路线里，也消失在了惯常的评价体系中。尽管学校名录里有它们的身影，它们却成了尴尬的透明者，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有母亲在孩子成名后，希望能删掉学校官网上挂出的一张孩子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的照片，抹掉孩子在工读学校的一切印记；有工读学校学生的家长不愿收到印有“工读学校”字样的来信；更有学生家长认为工读学校是问题青少年的“集中营”，送进这里的学生会“交叉感染”，只会越来越差，所以，宁可孩子被原学校退学，也不愿送孩子去工读学校读书。
人们过分看重学校名声，使得工读教育在不断萎缩。学校数量大幅减少，全国在录学校从170余所，变成目前的 60多所；教师、学生数少得可怜；研究工读教育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
其实，工读学校是对普通学校极好的补充。缺乏父母关爱教育的留守儿童，疏于教育的“富二代”中不少都滑进泥潭。如果有良好的工读学校体系，这些问题学生不是就多了一个改变的途径吗？
曾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对教师的考核十分看重学生的考分，为此，各学校总会把每个班级最难教的一两个学生定为“弱智生”，期末、学年末不参与统计。后来觉得似有不妥，把“弱智生”改名叫“暂差生”；再后来又叫做“随班就读生”。永远只是在“名称”上做文章，而对这些孩子的“拯救”却是“新瓶装旧酒”。一个又一个孩子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耽误了。
教育不应纠结于名声，普通学校大可借鉴工读学校的发展经验，教育好学校里难教的学生。教育不能在对待“问题学生”时束手无策，以工读教育的经验完善普通教育，以普通教育促成工读教育的回归，是完善当前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