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心》的作者大卫•W.奥尔认为,“教育的危险是什么呢?有三种危险对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来说,后果特别严重:(1)正规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弄清楚自己的角色之前,先去考虑他们的生计;(2)正规教育会让学生们成为缺乏道德感,狭隘的技术人员;(3)正规教育会泯灭学生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
关于“教育的危险”,勒庞、弗莱雷等哲人也有类似的观点。遗憾的是,当有人批评时下教育存在的问题时,很多教育人对此表示反感,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从体制和制度上找原因,似乎今天窘困的教育生态与我们这些教育人丝毫没有关系。如果说有点关系,那这关系也在校长,“一线教师”总是被动的、无奈的。不错,现行教育体制和制度的确存在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些从事实际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就没有问题,或者只是校长有问题?
对此,大卫•W.奥尔的回答是“教育不可能独自造成这些危险。正规教育还需要一些帮凶,比如:麻木不仁、没有责任感的父母,超级购物中心、电视、MTV和电子游戏,攫取最大利润的文化,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一无所知的移民。学校教育只不过是较大层次上文化衰落的帮凶。但是,又没有其他机构能更好地扭转这种衰落。那么答案就是:不要放弃和减少正规教育,但是,要改革正规教育。”
正规教育扼杀学生天分,如“把学习变成无聊的日常事务,繁琐的记忆,脱离亲身体验的大量枯燥概念,死钻教科书,受到挖苦奚落,条条框框太多,过分强调考试成绩,过多看电视、玩电脑,过多室内学习,等等。”
几年前,《钱江晚报》曾爆出这样的小学试题:“一个春天的夜里,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故乡,于是吟了一首诗。请问这诗是什么?”一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被老师判为错误,因为答案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叫人难以相信的是,有一年“两会”,一位委员出了一道幼儿园考小学的题:1、3、5、7是按奇数分类的,那1378、59、246是按什么分的?这道题将在场的教授、副教授们都折磨得毫无办法。其实,答案是音调不同来分的。
如此奇葩的事,难道只是体制和制度,或者说只是校长一个人在干?难道教师和家长没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我们之所以会习惯性地将责任推给体制与制度,推给校长,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被动者,或者只是为了谋生不得已而为之。殊不知,正是我们的“被害”、“被动”、“不得已”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自己所唾弃的教育局面的帮凶。想想看,在今天这个网络社会,大数据时代,我们有多少教师依然习惯于根据教参、“优秀教案”来备课、上课?又有多少教师只知道“啃书本”,只知道膜拜“二手”甚至“三手”知识,而不知道寻找和积累属于自己的“一手知识”?有几个人能如民国时代的老师们那样,总能给学生惊喜或者不经意地吊一吊学生的胃口?比如刘文典有一回讲《月赋》,讲到一半,突然卖起了关子,宣布关键处要等到“下个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才揭秘。原来,那晚恰是阴历十五,皓月当空,他选择在如此情境下侃侃而谈,让在场的学生都大呼过瘾。
但当下有多少红极一时的名师、专家能像刘文典那样?又有多少名师、专家像大卫•W.奥尔所说的那样:“趋于支离破碎的知识,并且过于短视”?他们总是很聪明地用他们“独到的视角”解构教材、组织教学,也总因为自己的教学与论断赢得了多少粉丝而津津乐道。然而也正是这聪明,印证了大卫•W.奥尔的论断——“聪明的缩影就是专家”。
今天我们如何应对网络游戏、家庭离异、自然衰败以及不断出现的暴力文化对学生心灵的侵蚀,重建“生态教育”?大卫•W.奥尔的建议是,“彻底打破旧的教育理论;彻底打破学科化的课程的束缚;彻底打破教室和教学楼的禁锢。”要做到这些,我们首先要有勇气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反思在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下,我们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无能为力?我看不见得。我在主持学校工作的那些年,给自己的提醒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教育生态中,尽量少做应试教育的帮凶。我的主张就是甘于“第二”,不争“第一”。我所在的学校就不推行教学模式,也不以考试成绩论英雄。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组织师生读书、思考、行走。几年下来,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一样得到了同行和社会的认可。
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或许我们真的无法绕过某些困境,但这不是埋怨或者放弃的理由,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智慧砸碎镣铐,以一己之力寻找改善的可能。参与改善的人多了,也就有希望了。你和我,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